“罗一笑，你给我站住”。

今天上午十点左右，罗一笑是否能够在病魔面前站住，人们已经不那么关心了。因为，人们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朋友圈的撕裂上了。

原本沉寂在悲悯与爱心海洋的朋友圈，开始呈现了截然对立的情绪。一边，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就募捐爱心刷屏；另一边，人们纷纷转发“罗尔式募捐”的消息，对募捐发起者进行打脸，或者感觉自己因此前的激情转发而被打脸。

有人说，这是社交媒体催生的绝症。有人说，无底线的企业，利用社会的同情进行营销，丧失了基本的良知。有人说，类似的转发，最好还是要等“子弹再飞一会儿”。

当然，也随着网友强大的“人肉”能力，罗尔的房产、医院的花费等各种消息接踵曝光。社会的目光，更加聚焦在了罗尔身上，并冠上了恶意欺骗的罪。

“傻傻的善良，所以纵容了恶。”这是一位媒体朋友的朋友圈评价。善与恶的较量，也是很多人评析“罗尔式募捐”的参数。但其实，陷入悲悯与愤慨的人们，又有谁能回答善恶的绝对准确界限呢？

孩子得白血病是真的，父母着急是真的，求助转发是真的，但罗尔并不穷、其治疗费用并不高可能也是真的。纠结于善恶，往往陷入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哲学命题里，同样纵然是个体之恶，也并非是社会面对“罗尔式募捐”事件，所反思的正确方向。正如有朋友发问的，谁说有三套房就不能求助别人？非得等到家徒四壁的时候才可以向社会求助？

社会的反思，应当是具有公共价值的。所谓公共价值，就是在一个秩序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善能够被放大，那些个体之恶能够被约束。于是，我们所追问的，不是罗尔到底有多恶，而是这一场募捐为何成了“罗尔式募捐”？

罗尔式募捐，跟此前很多民间募捐一样，所依靠的是一个悲情的故事，经过社会传播，形成社会爱心向个体的汇集。这样的慈善行为，我称之为激情慈善——慈善全凭社会一时的感动和同情而进行。

激情慈善可以改变一个亟需救助人的命运，但留下了更多弊端。

这其中，一个被救助人需要多少资金救助能够摆脱困境，人们不知道；社会爱心汇集于一点的资金如何使用，人们不知道；如果爱心资金有结余如何处理，人们不知道；甚至，这个被救助者和募捐人的真实情况，人们同样不知道……总之，满满的爱心只需要与一个悲情故事进行匹配就足够了，至于爱心是被利用、还是被用到了正当的地方，人们从一开始并不关心，甚至到最后大多数人也并不知晓。

因此，激情慈善是盲目的，是低级的。说它盲目，因为没有任何的预估——规划出一个被救助人到底需要多少金钱，需要怎样的资源。说它低级，是因为慈善只能救助一个人，而不能放大慈善的效应，成为类似救助人的福音。甚至，因为激情慈善的盲目与低级，导致了被救助者与社会爱心人士、被救助者内部进行交恶，这样的事情在广西杨六斤事件中，在南京女童媛媛事件中都已发生过。相反，类似的被救助者依然没有被社会所关注，没有被社会爱心所眷顾。

纵然社会资源有限，慈善所针对的救助有个先后顺序和紧急缓慢的安排，但如果因为慈善的过度集中，导致类似的被救助者因无法掌握话语权或者制造传播话题等客观因素而不能被救助，何尝不是慈善制造出的新的社会不公？有人撰文说，很多真正的弱势群体，甚至连众筹平台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走投无路时，除了死，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求助。

更何况，因激情慈善很难在最开始分辨被救助人的信息、动机等，导致人们的善良很容易被个体之恶所利用，爱心不断被透支。类似的事情多了，原本一个需要将慈善效应不断放大的社会，会对慈善充满怀疑和不安。当爱心与善良被滥用、被利用，那些真正需要社会爱心的人，将因此在获取慈善资源上变得异常艰难。

已经实施的《慈善法》，禁止个人募捐，其立法的初衷就是试图规避个体募捐的“利己”，希望慈善募捐能够有更多“利他”的可能，能够让慈善活动的受益人，成为“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所以我在朋友圈留言说，“罗尔式募捐”所反思的，难道不应该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爱心捐助给个人”？

试想一下，如果捐助给慈善组织，那么由专业的慈善组织对被求助者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对社会慈善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并且不会因为悲情故事的逝去导致慈善资金来源的断绝，而且更能以此为平台，撬动社会慈善资源向同类更多求助者进行分配。如此，慈善的社会效应岂不是更大？

有人说，不知道慈善募捐的专业机构；有人说，对现有的一些慈善机构并不信任。找不到、或者不信任专业的慈善机构，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反思，应当建立在如何让慈善组织更专业、公益募捐和救助更专业、更制度化，而不是让慈善只是满足于自我情绪的“善良宣泄”。

罗尔式募捐，如果社会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善与恶的较量，不能促进慈善的专业与制度化，那么今后的慈善环境，必将是一边抱怨中国慈善行为和力量的缺乏，一边又对慈善充满怀疑和不安。而这又能拯救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朱珉迕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