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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这样照耀世界:党在延安时期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等国际传播建设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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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21-06-21 06:17
摘要:而这首先建立在事实之上

对西方世界来说,那种震惊与耳目一新,就像又一次发现新大陆。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

一位美国记者在联席会议上坦言: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自己过去反对八路军共产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爱泼斯坦说:“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

白求恩致信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延安时期,“红色中国”突破封锁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典一幕。

一切并非凭空而来。


一、高度重视中的“破与立”

毛泽东第一次对外详细介绍自己的个人经历,是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几乎每天见面畅谈。

1937年,延安交际处筹建。负责人金城曾接到毛主席亲自打来的电话,着重告知:“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

1939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并根据当时情况强调:“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

1944年,西方记者斯坦因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就长谈了12个小时。“开始于下午三点钟,终结于夜间三点。”斯坦因后来由衷感叹,“毛泽东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对我的问题作详尽的答复。对于我的记者式的追问,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耐心了。”

同年美军观察组抵达前,毛泽东对简陋的延安机场跑道长度、宽度,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等细节,一一关注并亲自草拟电报告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

另一个历史细节是,几乎所有访问延安的记者,都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畅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纷纷接受采访。周恩来专门要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出面接待。斯诺与毛泽东“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受毛泽东之邀“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念念不忘,毛泽东送他到院子里,盛情相邀:“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

正如斯诺所写,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甚至,当时有人误认为,红军和红色政权并不存在。

研究者王纪刚提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高度重视对外宣传,专门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宋庆龄联系,希望推荐一名外国记者来陕北采访。

记者2009年采访护送斯诺进陕北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吾之女董慧芳,这位当年的“小交通员”清楚记得:“有一天,宋庆龄给了我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藏有一封信。这封信是有胶水的,有图章。这个图章一打了以后,我就晓得这封信很重要,立刻要送。我就立刻跑回家去,交给我父亲,他二话没说,当天就去了宋庆龄家。宋庆龄急着找我父亲是谈斯诺的事。宋庆龄说斯诺来上海找她,说自己想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宋庆龄问他想去哪里。斯诺说去陕北,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

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作为第一个来到红色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完成陕北之行,后写成《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该书在英国首版,11月就已发行五版。

斯诺之行与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有媒体评论“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而从书中的记述——尤其是大段保留的原汁原味谈话记录,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那些日子里拿出了相当多的时间,认认真真回答斯诺交给他的“一大串”问题,“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

1937年4月,斯诺的妻子海伦奔赴延安,与红军一起生活了五个月,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写下《续西行漫记》。

同年,史沫特莱赴延安采访,长期在战斗中实地观察。她写下的报道集连续再版,倾注心血而成的朱德传在全球有八个语种的译本,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一样成为“红色中国”名著。

七七事变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采访朱德等领导人,后发表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战将士们,向世界预告中国抗战必胜。后来在1946年她第5次访华来到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她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经由她迅速向世界传播了这一名言。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人们简称为“三S”。当年他们等一批西方记者的接踵而至与采访报道,掀开了延安时期“红色中国”国际传播的好戏连台第一幕。而幕后,是中国共产党从高层领导人开始层层落实的高度重视。

不破不立,既破又立,在高度重视中主动作为,善于斗争,从国际传播层面打破敌人封锁、树立良好形象,以确凿事实和先进思想赢得人心,这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


二、主动作为中的“争与准”

悲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同时,1941年1月,周恩来给远在纽约的斯特朗写了一封信。

信中,周恩来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

研究者据《周恩来年谱》介绍: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曾专门会见斯特朗,几天内数次长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的投降与内战阴谋,嘱咐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回国后,接到信的斯特朗随即在西方媒体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斗争,以精准的事实与应对,主动作为。

及时精准主动提供核心事实的还有:1940年,中共中央发出具体指示,要求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向美国记者“自动地有计划地供给各种适当的情况材料”。而此前在1938年,远在延安之外的上海,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与范长江、徐迈进等筹划成立青年记者学会,编成战地新闻,每周一次向外国记者发布,想方设法报道中国抗战情况,加强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

同在这年,胡愈之还抓紧翻译了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后,海外反响热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改名《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抓住热点信息需求时机扩大传播效应,在提供核心事实中精准设置传播议题,收到突出效果,迅速风行中国。

与此同时,机制建设同步跟上。1940年10月,为向国外介绍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美籍大夫马海德、印度大夫巴苏华、越南人黄正光、印尼人王大材、华裔印尼人毕道文,肖三及德国籍夫人叶华等,研究对外宣传问题。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分别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对外刊发相关报道。

1941年12月,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研究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其中加强了对外宣传,培养了专业干部。时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的黄华,参与了党的对外交往各项工作,后在1944年先后参加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科科长、联络科科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外交部部长。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还很注意用好先进便捷的媒介技术,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加强国际传播的优质渠道建设。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特地带来一部广播发射机,由此建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请教专业人士,加强专业指导,也是延安时期加强国际传播非常注重的一点。研究者江英介绍,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到达延安后,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成为英文改稿专家。另一研究材料显示:“有一批从重庆来延安参观的外国记者,其中有爱泼斯坦,周恩来在重庆就与他相识,所以把他留了下来,传授如何向外国人进行报道的经验。”

爱泼斯坦参加的1944年中外记者团从重庆来延安参观,是党在不断积累的外宣能力基础上,在延安时期,一次非常出色、大获成功的“红色中国”国际传播。


三、人心向背中的“实与诚”

“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后来我们知道连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

“第二天,当我正走进迎宾馆,信差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的信是用拙劣的英文写的,我在这里一字不易把它转载过来,不过具名是给删去了,因为那签名正好是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亲爱的福尔曼先生:我深深地感谢你,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因为你们援助而且同情我们的自卫战争。现在,你怀着了解‘中国西北内幕’的愿望,到了这里了。当你请求访问延安这个特殊而奇异的地方时,在重庆当局中间曾经引起了从来未有的恼恨。为了这个不幸的事情,政府官吏,从重庆到西安,从委员长到何应钦……戴笠(军事委员会秘密警察首领)和徐恩曾(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长),是全体动员了。在陕西,胡宗南、祝绍周(陕西省府主席)和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吏也都忙碌地神经过敏地动员着。他们准备着讨论着怎样欺骗你,封锁你以及监视你。

“蒋委员长指拨了五百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五分之三用于秘密特务……许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译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

“各小组的人选及人数:a、戴笠的。动员的人数为三百六十二。b、两陈的(cc)。人数为四百十三。c、胡宗南的。总数为四百。”

以上这些,还只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写在《北行漫记》一书里的部分内容。他在后文写道:“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从西安某些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的一切看来,我确乎相信这位先生是了解他所讲的一切的。”

福尔曼是1944年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一人身兼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职责。另一名记者团成员爱泼斯坦曾回忆:当时在国民党当局限制下,全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但“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和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前文所述的斯坦因,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爱泼斯坦为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记者,武道为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

6人中,还有2名是当局精心挑选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

然而这2人中的一人,后却在报道《我从陕北归来》一文写道:“关于第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

福尔曼时年46岁,当时已是资深的名记者,“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他对“红色中国”的立场是:“从新闻报道的观点说,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相当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根据客观事实观察的回答。”

真正打动这些记者的,是进入解放区之后,与进入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所见所闻。

核心是“事实”与“真诚”。

进入陕北前,记者们听胡宗南的参谋长亲口言之凿凿:“过去六年,共产党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福尔曼还听祝绍周“谴责他们贩卖鸦片——他说边区三分之一的最好土地都种植罂粟了”,然而后来他写道:“这些话都是严重的攻击……可是我却敢说这句话: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

进入延安之初,1944年6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曾刊有斯坦因的公开演说:“此行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后来在亲历汾阳之战时,他们亲眼看到八路军“何止有千万个”的、联结起来的隧道山洞,“这时,我才懂得八路军为什么能在像第八分区那样被包围的区域里生存以及作战的道理了”。“战争的壮烈光景完全展示在我的眼前”,战后又在山路上亲历了“住在直接受日本人统治的村子”里的群众,前来慰问的动人场景——

“他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带着一篮篮的水果,大捆的蔬菜,南瓜,胡桃和鸡。有一个人拖着一只□□不前的山羊。几个老太婆迈动束缚过的小脚,一步一挨地走着。大家都笑着,开着玩笑,高兴得像出外来野餐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十足说明了生活在日本人枪杆下的人们对八路军抱怎样的看法。”而战斗归来的将士们,“他们虽然疲乏得要死,精神却依然很好。当他们排队蹲下来时,女人们开始到他们中间来分发礼物。随后,他们加入了其余的老百姓,在一旁坐下,眼睛里闪烁着骄傲和激动的光”,“一刻之后,罗委员向他们训话。他对他们的成就非常感觉到骄傲……随后,他发起要静默几分钟,纪念那些倒下去的勇士。大家立起来,低头站着;很多人眼里噙着眼泪”。

发自内心的高兴,眼睛里闪烁的光,低头噙着的泪……心灵感受直接而真切。就在汾阳之战后,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顾问的武道明确表示:“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的。”

返回重庆前,福尔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战友们!有一句老话,什么事情看到了才能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参观,同时看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知道边区外有些人过去告诉我们的是不对的。

“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的、拥护八路军的。现在最好的一个证明,即你们都有武器,如人民怕八路军,或八路军怕人民,八路军就不会给人民枪械。我这次参观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

“这次战争证明了最要紧的东西不是武器,而是精神、勇敢。在战争爆发时,德意日都有好的武器,英美中武器较差,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诚如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所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福尔曼、斯坦因等的前后反应,印证着爱泼斯坦所言:“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而这,建立在事实与能力之上。

金城在《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回忆,对外宣工作,毛泽东曾着重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知道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革命前进中难以避免的,是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克服改正的。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

周恩来也要求“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并强调“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问题,要求答复”“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

一位亲历者回忆,采访途中,“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他需要花多长时间都可以,记者团仍继续前行,他可随后赶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

斯坦因初到延安的感受是:“共产党似乎不像我们所想象地那样急于宣传……他们并不故意给我们什么印象,表现着安静的含蓄。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而当他离开延安回到重庆,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是:五个月之前重庆高级官吏不大明了中共的实质、成就和中共的力量,他们是重庆政府宣传的受骗者;但是现在关于延安的若干真相已渗入他们的意识里……他们差不多都说:‘是的,我们知道中共所做的事有许多是好的,我们也知道中共在进步。’”

后来他又告诉美国和西方世界:“我们必须面对着事实……它(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基本力量不大在于领土、武器和外界的供应,而在新民主主义切合了中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个事实。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联合阵线的合作者赢得了在中国任何政体从未能够赢得的积极的人民大众的拥护。”

这不是孤例。史沫特莱曾说:“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

1945年3月29日,《解放日报》第三版一篇报道显示:1945年1月30日英国新闻纪事报刊登了斯坦因的报道《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  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其中编者注写道,斯坦因“一直不能报导此种事实,直至他抵达美国后,始克为此。这篇电文便是从美国发出的”。

这一年,斯坦因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著作《红色中国报道》相继在纽约出版,爱泼斯坦在《纽约下午报》发文《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美国《外交问题》季刊刊登斯坦因文章《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次年,福尔曼又出版《中国解放区印象记》……借用一位亲历者的话:“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红色中国,开始被世界所认知。”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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