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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陈仓:我们正在再造另一个故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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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陈仓 2016-11-29 09:31
摘要:“每一朵花都有两个方向,开或者不开,仓央嘉措说,不开比开还要累。” 其实解决“故乡再造”是有两个方向的。“进城系列”是一个方向,是“过客”思维。“扎根系列”是另一个方向,试图从自我意识上进行改变,告诉进城者如何把根扎下来。

 

徐芳:你从“进城系列”到 “扎根系列”,都是在讲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你是怎么评价城市化的?

 

陈仓:我在“进城系列”小说里,其实对这个是有许多解释的。城市化不是今天才有的,它一直都在进行中,不过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快,几乎三十多年,大部分人都成了移民,乡下人向县城转移,县城人向省城转移,省城人向上海这些大都市转移,上海人则喜欢向海外转移。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都生活在塔尔坪那个小山村,有三个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如今还守着塔尔坪那个院子。我们这一辈堂兄堂弟有四个,大堂兄夫妻两个多年前去了一座寺庙,从此再没有回来,不是出家胜似出家。大堂兄的儿子在咸阳乾县武则天的无字碑下教书,女儿随着夫君在陕西榆林那边开煤矿;二堂兄一直在县城工作,如今做了不小的官,女儿在广州念书;堂弟在北京当兵转业到了石家庄,儿子生在外边长在外边,自然不属于我们山里的;我则定居在了上海,娶了一个上海媳妇,儿子如今三岁多,已经是满口阿拉了。

 

我们兄弟四个人,几大家子,三十年左右,我唯一见过两面的,是留在县城当官的二堂兄,其他人在路上迎面相遇的时候,应该是不认识的。我们那里把爷爷叫爹,我爹留有一个大院子,目前由我父亲一个人住着。我们兄弟几个人都很担心,等父亲百年之后,这个大院子不就空了吗?等我们百年之后,被埋在异地他乡,儿女们还有人回去吗?

 

移民时代有个最大特点,大家都扎不下根。扎不下根就都在漂着。漂着是没有安全感的。这需要再造一个故乡。故乡再造的条件是什么?你要生在那里,在那里有吃有喝,在那里要有房子,有几个至亲之人呆在身边,还要有坟墓,里边埋着你的亲人。生命诞生之地尤如播种,房子是安身之所尤如土地,至亲之人在你身边是感情的维系与血脉的润泽,埋着的亲人显示你与脚下这块土地的深度。这四者要在一个维度里边。

 

比如我,在上海有房子,娶了上海妻子,生了上海儿子,因为父亲一直还生活在陕西塔尔坪,与我之间还隔着一千多公里,母亲与哥哥都都埋在塔尔坪。

 

老实说,在上海这么多年了,没有经历一个人的死,没有参加过一场葬礼,连小猫小狗死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上海埋着的,有一个亲人,是我未曾谋面的岳父。岳父实质上不是自己的亲人,因为我身体里没有他的血脉。所以我还不能承认上海是我的故乡。相信和我一样的情况很多,有些人甚至还不如我,即使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人生都美好的年龄都献给了这里,最后还要死在这里,等我们死在上海了,被埋在上海了,后辈们也许会把上海当成故乡。

 

他们获得这个故乡的代价太大,不仅仅是死一个人埋在这里,还要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延续生活才可以。这其实需要付出几代人的血汗,甚至是献出生命。

 

城市化肯定是发展进步的,现在看起来很折磨,大部分人的故乡都回不去了,就是回去了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样子。起码要有一代人承担这样的痛苦,等这一代人把这里布置好了,比如有一个阳台,有一条平时散步买日常用品的街道,结交一帮人,把自己一点点埋在这里,下一代人就好了,就有故乡了,就安定了。贾平凹看了我的进城系列之后,说我“把故乡在脊背上背着到处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徐芳:从你的“进城系列”到“扎根系列”,这几年推出的数量相当“惊人”,不仅仅转载率很高,大部分反响都较强烈。你认为你的小说的意义在哪里?现在你开始写“扎根系列”,这个意义又在哪里?与“进城系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陈仓:自2013年起,四年来,我在《人民文学》《花城》《江南》《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杂志,发表了二十多个中篇小说,我没有具体统计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各类选刊转载了多少,大概有十五六篇,每年有一二篇入选年度选本,获得了《小说选刊》《广州文艺》双年奖等在内的奖励,好多篇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来联系改编的事情,目前真正签约的有三篇小说。虽然转载、获奖和改编都说明不了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说比较接地气,对读者的口味。

 

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火起来了?我其实并没有感觉自己火起来了,只是感觉在当下文学不景气的背景下,突然冒出个泡来这确实不太容易,从1994年开始写诗到近几年开始写小说写散文,虽然一直在追求文学梦,但是突然冒出来了真像做梦一样。

 

我分析了一下,也许有三点:一是父亲是我的福星给我带来了幸运,在“进城系列”里有四篇专门写父亲,让大家看到了传统文化,大家都有可能是被孝道文化给感染了,我一直相信,比我写得好的人很多,只不过没有被发现,或者说没有引起共鸣。共鸣对当下来说,应该是个好东西,但是对长远来说,对未来读者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东西。

 

二是小说里边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我把文学意义附在社会意义里边了,比如在《父亲进城》中,父亲对金碗的看法是“不能用来吃饭那就不是碗”,对高楼的看法是“它再高有山高吗”,对种庄稼的看法是,城里人虽然不种地吃得更好,但是他们吃的东西总归是人种出来的。在我的小说里边,这样的双重体会还有很多。

 

我自信地认为,我就是一个连体双胞胎,只有我这样具备双重身份的人——农村人与城里人,才会产生这么深刻的体会,同时我也是借着一个所谓的蒙昧未开的农民之口,给事物下了一个回归其本质的定义。城里人认为金碗值钱,认为楼越高越好,认为种不种庄稼无所谓,这些通常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还在嘲笑乡下人。就像只有一个人穿着衣服,其他人全部光着屁股,大家都嘲笑光着屁股的人,嘲笑他这么热的天还穿着衣服,你反驳他们似乎是没有力量的。“进城系列”中讲的,就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外乡人与城里人之间的冲突。

 

三是我个人一直在坚守,其实我在媒体有一份职业,而且和写作一样很有激情甚至更有能力,但是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份职业有多么辛苦,每天你必须把希拉里朴槿惠把天气雾霾把油盐酱醋把车祸火灾统统放在心中,然后像打仗一样进行分析判断梳理并安排下去,当你天天凌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时候,你哪里还有精力在自己的小说里构建另一个世界?

 

但是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坚持下来了,我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写作了。最为痛苦的是,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穿梭,在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转换,这种反差带来的困难太大了。可以这么说,我现在头发全白了,正在不惑之年呢,看上去像个老汉,好多差不多大的人都叫我叔叔了,有些人都叫爷爷了。是文学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的。不过,我还是很欣慰,因为文学里的我是不老的,似乎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继续来说进城。对一件事物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让我们在进城以后很难被认同,也很难认同别人,所以大家在大移民过程中被扭曲了,很痛苦,很折磨。在《女儿进城》中,城里孩子问“你坐过宝马吗”?女儿反问“你放过牛吗”?城里孩子回答“我没有放过牛,但是我有牛肉干”。

 

有人认为,这种情绪有点对立与偏颇,应该写一团和气。如果真那么写了,城里人与乡下人很融洽,那可能就失真了,不会这么有感染力。但是感染力是单边的,在受到进城人员热捧的同时,必然会遭到城市人的对抗,有人提醒我,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站在中间的位置,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应该与自己书写的人与事保持足够清醒的距离。

 

作家不是法官,我一时还无法判断他们的提醒是不是正确。我不能站在甲方的立场上而忽视了乙方,何况乙方往往还处于主流地位和裁判位置,于是我推出了“升级换代”的作品,就是我的“扎根系列”。这个系列目前推出了《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如果没有鬼》,最近一篇是刚刚发在《人民文学》的《地下三尺》。《墓园里的春天》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了,并获得了《小说选刊》双年奖,入围了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从前有寺庙》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了,而且有几家机构前来联系相关影视改编。

 

无疑,从偏颇向中立不倚“升级换代”是成功的,或者说是我在向乙方妥协的结果。但是处于读者地位的甲方呢?他们的温度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沸腾起来呢?

 

我在《墓园里的春天》创作谈中说,“每一朵花都有两个方向,开或者不开,仓央嘉措说,不开比开还要累。” 其实解决“故乡再造”是有两个方向的。“进城系列”是一个方向,是“过客”思维。“扎根系列”是另一个方向,试图从自我意识上进行改变,告诉进城者如何把根扎下来。无论是沦入墓园的报纸记者和遁入空门的逃犯,以及因孤单而失眠的学生和千方百计想拥有一座圣坛的中奖者,我都在试图让他们的触角犹如春风春雨,从灵魂的角度扎入地下,这和春天小草发芽返青是一样的,这似乎是扎根的铺垫与前奏。

 

故事延续了原来的风格,散文化的笔调,诗化的语言,感人的情节,只是注入了温暖的情绪。主人公对待城市的态度明显积极了,处处显示着他们人性善的一面——这才是农村人进城之后再造第二故乡的法器。善良是他们对待一个新世界的态度,是血脉之外的另一种血脉和力量。

 

同时,也是可以体现进城者本性的,让他们安定下来最方便的途径。在城市生活里,最多的元素是钢筋与水泥、冷漠和歧视,善良这种血脉其实就是火与水,火可以把两块钢筋焊接在一起,水可以把水泥和沙子搅拌在一起。只有你善良地对待他乡,他乡才会反射给你以善良,你的根才能扎下去,你的枝叶才会稳,才不会被吹倒。

 

 

徐芳:你在“进城系列”中,提出了“回不去的故乡”这个概念,那么故乡到底怎么了?你的“扎根系列”与这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仓:我的“进城系列”八本书,每本书上都有一句“谨以此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这其实是对我小说主题的提炼,这句话引起的传播十分广泛,有商家还用这句话打广告。也有可能它将升华为一个文学符号。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符号,像《陈奂生上城》。有评论家认为我的小说是新时代的《陈奂生上城》,差别在于前者对农民有一些反讽在里边,后者对农民有一些敬重在里边,其实无论是反讽还是敬重,都是不由作家决定的,而是由时代决定的。

 

其实我自己认为,从文学角度看,比起《陈奂生上城》,我的符号强度还远远不够,这一点是由作家的功夫决定的,好在目前有很多优秀作家一起,都在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思考和书写,《小说选刊》2016年第8期在卷首语中说,描写农民打工大约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进城后融不进去的困惑与苦恼,第二个阶段以我开始则写“回不去”的乡村文明的挽歌。

 

其实目前有点形成“回不去热”的迹象,涌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在他们中间不过起步早而且火力比较集中而已。当一种题材成为潮流的时候,那我们作家就要警惕,恐怕也是我启动“扎根系列”的又一个因素。进城系列的“回不去”是提出问题,扎根系列则是企图解决问题,它们是延续的关系,也是一种发展的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我刚才说过,我爷爷那一辈人,留下好多大院子,非常漂亮的大院子,房檐是雕花的,柱子合抱粗,门楼上写着黑墨大字,有“高山流水”,有“清风明月”,院子里有石磨和碾子,还有香堂。香堂上写着“天地君亲师位”。香案上堆着族谱,放着烛台与香炉,逢年过节大家依次排开,要分头去拜祖先的。但是现在你回去,已经破破落落的了,好多古东西都被人偷走了,当成文物给卖掉了,有些院子已经倒掉了,上边长满了荒草。这样的农村比比皆是,说白了,是空了,没有人住了。没有人住你还回去干什么?光是上上坟烧烧香吗?有时候觉得大可不必,人的鬼魂像风一样,是可以四处游荡的,你在任何十字路口,烧个纸钱死去的人都是可以收到你的心意的。

 

 

不光是农村回不去,其实在城市里,你能回得去吗?到处都拆迁了,路都改掉了,你家原来是个石库门,七十二家房客住着,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金店;原来是个屠宰场,现在很有可能是大浴场桑拿房;原来是个坟场,现在可能是个高档小区;原来是刑场,现在可能是美容院洗头房。说回不去,一个是地域上的,还有一个是心灵上的,故乡没有你牵挂的东西了。城市化确实毁掉了一些东西,毁掉了一些美好记忆,不是城市毁掉了记忆,农村也毁掉了记忆。

 

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护这种记忆。并不是要你在建设过程中,像外滩这样把什么都保留下来。你可以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符号,哪怕某条街道的名字,哪怕家族的一座祠堂,某些有像征意味的建筑。我笔下的塔尔坪也叫大庙,原来是有一座庙的,不知道是供菩萨的,还是供什么的,反正好多年前就拆掉了,塔尔坪没有地方拜佛许愿,有苦有难了只能向那些死去的亲人求救——哪怕死去的人很年轻很卑微,并没有保佑我们解救我们的法力。

 

这种保留并不一定要圈起来。可是眼下,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太少了,而且一旦保留下来就变成了旅游景点。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有一些建筑照着老样子存在着,有一部分土著一百年不变地活着,那就是了不起的,自然会产生神性与灵性的,原来有土地爷这个概念,现在只有漂浮的人流,哪能养出神仙来呢?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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