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圈看到“杨百万”离世的消息时，我的脑海中清晰地跳出了当年采访他时，他说过的八个字：牛市挣钱，熊市挣股。

时隔多年，依旧记得他在采访当天卖掉一单股票挣得2000多元后的满足。彼时，改革开放30周年，他的身价早已远超百万。在接受采访的那个小区，他就有两套房子，一套住，一套做成了炒股工作室。但他的工作还是每天炒股，并且用每一天的实际行动提醒散户们“落袋为安”的道理。

对于“杨百万”这个称谓，他非常喜欢。他倒卖国库券赚得百万的故事，很多人有所耳闻，但他流露出的赚到钱时的兴奋，若非亲见很难想象。他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喜欢，犹记得他说异地倒卖国库券时，最大的乐趣是把钱带回家，和妻子头对头数钱，数到手抽筋，神经高度刺激，吃4颗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直呼“钱的力量太大了”！当赚到人生的第一个百万时，他还郑重其事地给钱称重量——当时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10000元一封，是1斤2两；100万，120斤！”

与对钱的渴望相对应的，是他对风险的敏感。不断增加的财富数字让杨百万如履薄冰，他一度担心有一天有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他未雨绸缪，做了好几件引以为豪的“傻事”。

一是去税务局主动要求交税。赶着局长接待日，报上“杨怀定”的名字，从局长口中得到“从事国库券交易不用交税”的明确说法。之后跑去人民银行，要求“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先问工作人员买卖国库券到底合法不合法，没得到明确答复，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报纸，指出在开放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过“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鼓励，而他只是照做而已。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第一个“一百万”做完合法认定，还不忘为未来做铺垫，跑去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主要目的是“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如果说成为“杨百万”有一定的偶然，在股市沉浮中岿然不动，更需要智慧。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嗅觉”，不仅买国债、玩股票能赚到钱，甚至在“大哥大”、车牌等私人生活用品上，也总能在高低价之间找到合适的点；他又信奉“落袋为安”，任何东西都想着及时变现。1988年，他以2万元的价格买了大哥大，用了4年之后，1992年，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台湾老板，那年年末，大哥大的价格就掉到只要几千元一部了；同一年，杨百万还买了一辆夏利车，当时连车牌总共花了8万元，几年后，这块Z字打头的私家车牌照，卖出了20万元。

从某种程度上说，低买高卖，是杨百万积累财富的方式，于他而言，变现的快乐也远远大于享受的乐趣。而之所以能做到“低买高卖”，还是有相当的专业性，无论是从读报中获得一手信息，还是看到有人家开始安装固定电话就认为这会影响到大哥大的价格，都是实事求是、见微知著的鲜活注脚。

当然，也有人说他后劲不足。因为他得到人生第一个百万时，万元户还是很金贵的存在。但时间推移，他的个人财富并没有完成爆发式的增长。而这或许也是杨百万岿然不倒的秘诀，他时常告诉自己和身边人，股市需要遏制贪欲。在上海的第一代股民中，曾经有8位“大哥级”的人物备受股民追捧，被称为“八大金刚”，但经过岁月的捶打，只有杨百万硕果仅存。

“杨百万”一直很低调，不怎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尤其是和股票相关的话题他更不愿意具体谈，因为那是买他炒股软件的股友才有的待遇。在股票市场上，他一以贯之地强调“落袋为安”，我清晰地记得，他苦口婆心地规劝股友：某个股票当天赚个千把块已经很好了，银行利率才多少？

常在股市，自然也有亏的时候，但一句“牛市挣钱，熊市挣股”又尽显杨百万的智慧，这既是他对国家发展的看好，也激励众人追随他的脚步进入了股市，正如他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你的机会，我特别想告诉年轻人，一定要捕捉到属于你们这代人的机会。”

作为第一批投身证券市场的代表，“杨百万”的每一个选择，都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烙印。如今，“杨百万”离开了，世人用他在其最大的爱好上所得的称谓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而“杨百万”带给人们的启示，也依旧值得我们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