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过去曾一度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那是对上海贬义的称呼，我们庆幸那样的日子一去而不复返。然而对文化来讲，对今天的上海来说，其实还是需要一点冒险意识的。上海现在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全球城市”、“科创中心”，这样的目标定位背后应该有冒险精神的支撑。

刚刚结束的上海市长咨询会议，会议期间杨雄市长带这些全球咨询专家们去参观新落成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这些跨国公司的企业家并非艺术家，然而他们居然对这一集教育、创作、演出和公共空间于一体的文化设施兴趣盎然，参观得津津有味。其中世界著名医药企业的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赛福瑞·施万的一席话也许道出了他们内心的真谛：“很高兴看见上海这样一个走在科技前沿的城市，也有雄心要成为一个艺术文化方面的领先城市，希望上海通过文化艺术的建设，为上海的科创建设营造出愿意冒险和尝试失败的文化氛围。”原来这些企业家非常注重科创的文化氛围，而且明确是具有冒险精神和不怕失败的文化氛围。其实这一点科技与文化是相通的，如果没有文化的冒险因子和鼓励冒险的人文环境，科创决迈不开步子。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风东渐，上海人领风气之先，尤其在文化艺术上，上海的地位彪炳史册。上海在全国率先有了远东最大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有了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游乐场，有了最大的舞厅百乐门舞厅，有了最早的交响乐团，有了最早的电影制片厂，有了最早的芭蕾舞剧，有了最早的流行音乐，以及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包括出版家编辑家经纪人。就连地方戏曲，上海毫不谦虚地成为沪剧、滑稽戏、评弹、越剧、淮剧等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甚至连京剧与北京也平分秋色，南派京剧以麒麟童为代表，名播遐迩。这些都源自于上海文化与生俱来的冒险因子。

上海过去曾是中国工业文明的先驱和发祥地，工业社会讲规范，讲标准，讲精确，讲流水线，这与文化恰恰大相径庭，文化讲差异，讲个性，讲感觉，讲创造性。值得称道的是这座城市曾将这矛盾对立的两面融合得很好，工业文明的崛起并未导致冒险精神的萎顿。然而曾几何时，上海这种冒险精神逐渐消遁在工业社会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操作程序里，扼杀在只求平稳只求成功只求保险的安全思维中。

而且长期以来，我们机制上还有一个严重的缺失，我们没有容错机制或者说试错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缺失，造成了观念上的缺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对文化艺术而言，就失去了探索的动力、冒险的勇气，久而久之，变得谨小慎微，难越雷池半步。接踵而至的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更使上海的文化艺术锐气出现钝化。因为全球一体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便捷，也同时带来了模仿和雷同，因此但凡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所过之处，往往摧枯拉朽，淹没了各各相异、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消解和衰退着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瓦解和摧毁着城市的乡愁依托。

城市是贮存、流转、创造文化的容器，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是文化繁衍绵延的基础和动力。作为文化容器的城市应该保护、体现和弘扬这种多样性和多元化。避免由全球化而产生的遏制多元、窒息个性、催生趋同的弊端，城市要学会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的秉性，避免和力戒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这就尤其需要在文化艺术上拒绝平庸，而平庸恰恰就蕴含在不敢冒险之中。艺术不冒险，就只会走下坡路。艺术的生生不息就在于不断冒险的代际传递之中。

世界文学艺术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法国的雨果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等都是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巨制。然而我们可能并不清楚，他的浪漫主义巅峰地位，最开始是由他的剧作《欧那尼》而确立的。此剧曾在1830年法兰西剧院公演时引起轩然大波，这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场博弈。演出前浪漫主义的拥趸和古典主义的卫士甚至在剧院门口干起仗来。但是雨果这部浪漫主义剧作在法兰西剧院颠覆性的演出，完全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窠臼和程式化的桎梏，演出的巨大成功结束了古典主义对欧洲文坛乃至世界艺坛的统治，开启了浪漫主义新时代。

然而相隔一百年后，一位美籍奥地利人又打破了浪漫主义音乐传统，开启了现代音乐的新里程。这位现代音乐的代表性人物勋伯格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同时也引人争议，甚至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恰恰是他终结了浪漫主义音乐传统，完成了二十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历史任务。他一生写了四部歌剧作品，其中包括无调性的十二音体系的清唱性歌剧《摩西与亚伦》，直至他逝世这部歌剧还未完成。然而这部未完成的歌剧屡屡作为挑战传统而被排演的现代音乐象征。当了十五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的艺术总监麦克马斯特爵士当年刚接受艺术节的权柄时，为了颠覆传统、鼎新艺术就大胆安排了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作为爱丁堡艺术节的开幕演出，并打破阶层的屏障，让皇室成员与普通观众共同欣赏此剧，就此开启了爱丁堡艺术节一个新纪元。

实际上，翻开艺术史，象勋伯格和麦克马斯特这样的冒险比比皆是，毕加索不冒险？马蒂斯不冒险？马尔克斯不冒险？当时他们的出现都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他们在引起争议之后，一个个都成为公认的大家，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难以逾越的高峰。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营筑这样让“冒险”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就呼唤不出上述的大家巨擘。

行走在世界艺术圈内，不断地有人和我提起台湾云门舞集，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优秀的现代舞团，也是台湾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我们上海隔三差五不断引进云门舞集的剧目，《竹梦》、《行草》、《红楼梦》等都是非常有创意的。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这样在全世界叫得响的民营团体？实际上在当代艺术的创作生产与传播中，中国几乎与世界没有落差。如现代音乐、现代舞蹈、现代美术，中国的艺术家与世界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且与国际一线市场几乎同步发酵。谭盾、陈其钢、蔡国强等都是在国际一线活跃的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他们经常携他们的新作《水乐》、《茶》、《蝶恋花》、《走西口》、《万年欢》、《归去来兮》等穿梭在世界各大城市音乐厅、音乐节或公共空间里演出。

至于当代艺术中的中国美术作品更是早已确立了自己独特地位。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轫，很快就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主流市场拥有了忠实的拥趸。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力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都纷纷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以及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个人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成为国际“明星”。2007年，当年靠在北京大学卖西瓜为生的岳敏君凭借其招牌式的“笑脸”作品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年度重要人物，与他同列榜单的还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然而这些在艺术界拓展疆域的“冒险家”，几乎都不在上海，上海还缺乏他们生长和发酵的气候与土壤。目前我们的文化还是习惯性地将当代艺术边缘化，始终不把当代艺术纳入主流视野，因此往往造成出口转内销，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与外部艺术世界似乎一直有一种隔膜和障碍。上海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还需要拆除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籓篱，这方面上海尤其迫切需要有大的作为。

作者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朱瓅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