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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覆亡:源于改革失败,痛于内外交困,死于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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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海英 2016-11-27 06:06
摘要:【主编的话】明朝的灭亡,众说纷纭。作者采用两个视角,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全球史,给我们颇耐人寻味的阅读观感。

大明王朝从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开始,到1644年崇祯帝于煤山自缢身亡,前后277年,之后又有南明朝廷延续至1662年。晚明时期,通常是指从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末(1644年)的这段时间。

 

晚明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值得关注的。从经济层面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的茶叶、东南沿海地区的丝棉纺织品及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开始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并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想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早期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时代。但是随着张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们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争斗,最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面夹击下,明王朝不可挽回的走向覆亡,崇祯帝也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而从繁华的顶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后只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万历新政为什么昙花一现

 

谈及晚明的官场政治,不能不提万历新政。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张居正,亲眼目睹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指出了其时“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驰,财用大匮”的五大弊端,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在万历帝继位的头十年,他通过整顿吏治、边防和赋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气象耳目一新。

 

在吏治方面,针对当时各级官吏“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各衙门因循敷衍的官场之风,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实施“考成法”,提出了“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员,奖励勤政,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推行,从而令官场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风格大为改变,史称“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经济上,面对“国用不足”、“府藏空虚”等严峻的财政形势,张居正提出了“量入为出”、“痛加节省”的理财原则,严加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小民田产已失而赋税照纳,大户田产增多却无税粮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此次改革,全国共查出七百多万顷隐瞒土地,超过了明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使明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可以说,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万历五年(1577),太仓银库岁入数已达隆庆元年(1567)的2.17倍,吏治腐败现象有所遏止,边疆防御也大有改观。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执政的官僚集团、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消极抵制。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因病溘然长逝,反对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付诸流水,张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新政的失败,原因复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万历新政只能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它首先要保证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这是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改革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及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是,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最后难免失败的命运。

 

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其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皇帝翻脸无情的悲惨下场,令继任者们深以为戒,他们变得小心谨慎,唯唯喏喏,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紧随而来的 “倒张运动”,更是暴露了中国古代官场得意时门庭若市,蒙难时落井下石的恶劣锢疾。“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同时,由于张居正离去,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争斗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

 

随着天启初为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又要忙于各自的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风在随后的晚明政治中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启后期,阉党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此前的“万历三大征”已将万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特别是万历20年至26年(1592-1598)的朝鲜之役,使明政府经济上国力大伤。战争过程中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的腐败均暴露无遗,故而朝鲜战争亦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预示着明王朝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崇祯帝,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褪却之时,明王朝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崇祯帝即位之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叹,透露了其内心的焦虑与期冀拨乱反正、中兴大明王朝的强烈愿望。为此,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决不是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从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到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钱龙锡案,及至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整个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崇祯帝自已也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作为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他求治心切,却又自视甚高,猜疑多心。对臣下旦夕责效,趋于繁苛,最终造成臣下畏首畏尾,莫敢尽言,而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崇祯一朝十七年,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五十人,还有七名总督被杀。这一局面的直接后果,便是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崇祯帝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

 

以边防而言,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崇祯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但是,朝廷中有人硬是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崇祯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内政方面,即便在国内民变蜂起,李自成农民军已经火烧凤阳明祖陵的地步,朝臣们仍然醉心于党派斗争。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晚明党争最突出的特点。党争的结果,使明政府彻底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对清兵和与战中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因此,人们说明末党争导致明朝灭亡,是毫不为过的。

 

崇祯帝的悲剧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晚明社会的政治体制,面对外来的经济文化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与无所作为。从张居正所倡导的万历新政因“政以人举又以人亡”的失败,到崇祯帝——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们殚精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仍不堪重负,筋疲力尽地倒下,而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晚明时局的历史变迁表明,晚明政府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实已无力支撑与掌控全球化时代明朝历史的大变局。

 

大明亡国,十七世纪世界普遍危机的缩影

 

从“吏治、民生、边备、夷情”等层面的分析,大明王朝的倾覆已是不可避免。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明亡,为什么偏偏是崇祯朝?

 

这里,全球史的研究视野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从全球史的角度观之,这一时期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危机,这一现象被称为“十七世纪危机”。有学者直言,全球气候变化是十七世纪世界普遍危机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气候自14世纪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个寒冷时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17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

 

明代后期(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1600-1643),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这一轮“小冰河期”,使得明代后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

 

崇祯九年(1636)开始,因气候干旱引起特大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向东西方向扩展,至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爆发瘟疫,至崇祯十四年(1641),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瘟役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陕西、河北许多地区甚至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

 

一个转运正常、理政能力强劲的政府,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论已是腐因毕呈,沉疴难起的晚明政府。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持续灾荒,饥民遍野,是历次王朝更替时农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诱因。“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压垮当时王朝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只不过崇祯帝惨逢其时而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周寅杰

题图来源:百度百科


主要参考文献:

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版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苏同炳《明史偶笔》,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王家范《百年颠沛与此同时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专辑),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陈尚胜《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 第1 期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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