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内，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辩如约开战。

主持辩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开场时这样说道，“两位学者都是深刻的思想者，这场辩论是在对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进行非常重要的反思”，并赞赏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是勇敢而坦荡的经济学家。

辩论第一回合是40分钟的各自陈述，林毅夫以“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为主题从他一直以来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观点进行了阐述。

阐述前，林毅夫非常诚恳地说：“我和张维迎其实还有很多共同点的，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俩的观点，不要把我俩‘标签化’，其实我也是支持并承认市场的作用的。”

林毅夫的产业政策定义

林毅夫从自己和国际上各种学术会议普遍定义出发，首先对产业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和补贴、工业园或加工出口区、研发补助、垄断或特许经营权、政府采购，以及强制规定等。

林毅夫举例，美国规定，到大约2025年时，石油当中必须混有一定比例的低碳有机石油，以引导新能源产业发展。此外，据一位任教于剑桥大学的韩国教授的研究成果，16世纪以来，英国追赶荷兰，德国追赶英美，亚洲四小龙追赶欧美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使用产业政策

“我们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而就不使用产业政策了，那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林毅夫指出，以目前世界上国家为基础，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的发达国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林毅夫阐述了一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研究。

在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这项研究中，主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25年年均GDP增长率在7%以上的13个经济体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13个经济体的成功有5个特征，即开放经济、宏观环境稳定，高持续高投资、有效的市场和积极有为的政府。

此外，林毅夫还引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据OECD资料，美国2013年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中，60%由企业投入，40%由政府投入，而且企业投入方向主要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政府投入主要在支持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基础科研方面。

“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所有要由政府投入。”林毅夫表示。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这是本次辩论林毅夫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他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实际上由其要素结构决定，“总要素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相对丰富的结构决定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则决定在哪种类型的产业上会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

林毅夫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某产业的要素成本在国际上最低，则此行业中的企业只要有自身能力就可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而生存下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其比较优势则是有竞争力的。”林毅夫说，但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来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从传统的密集型的产业，慢慢地进入到资本用的比较多的制造业，最后进入到服务业。

林毅夫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阐述：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背后是因为劳动力水平的提高，而劳动力水平提高则来自技术创新，这是一种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产业结构变迁会出现新的价值更高的产业，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要最快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最好方式就是遵循每一个时点的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资源禀赋要素。”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对“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进行解答：如果你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优势来选择产业就会得到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一个产业除了生产成本还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由软硬环境所决定，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等，软环境就是制度安排，如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的管制等。只有一个产业的软硬环境都完善了才能降低交易费用。

因此，如果政府、社会能把相应的软硬环境完善，交易费用就会降低，从而总成本也会降到最低，总成本最低就拥有最大的竞争力，拥有最大竞争力就能有更多的剩余，最好就会有更高的投入回报率。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不断地从资本相对短缺的产业向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进行技术转型。”林毅夫说。

“我的政策理论，既有市场，也有政府。”

“我的政策理论讲，既有市场，也有政府。”林毅夫郑重表示。

为什么一定要讲“有政府”？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为二战后发展成功的13个国家开出了一个“药方”：一个国家要发展成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个处方，而且跟斯潘塞和索罗所领衔的委员会所总结的五大特征存在内部逻辑联系。

林毅夫指出，他建议的产业政策的切入点并不是乱扶植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还没有的产业，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一些已有企业进入的、已在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对其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进行扶持，“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概率增大，”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市场选择的规律，也让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

“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好心办坏事。”

为什么大部分的产业政策失败？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执行力不足以外，发展中国家容易犯短期“赶超”的毛病，好心办坏事，例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政策。而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政府所支持得基础科研成功的概率本来就比较低，同时发达国家为了就业等原因而去支持已经失去比较优势产业，例如欧盟每天给奶牛2欧元的补贴。

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合适的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出发，林毅夫指出，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以降低产业的交易成本而提出，帮助企业解决发展时遇到的软硬环境不完善问题，把发展中国家中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变成既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用很少的钱让一个国家很快地提升竞争力。

林毅夫举例，对国际领先的产业，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对这些产业的基础科研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要想在产业内保持领先就必须自己研究跟开发；对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说，这些产业中会有一部分企业逐渐转移到微笑曲线两端，进行研发或渠道管理，因此，如果是产品设计，政府可以帮助设立学校，如果是创立品牌，政府可以帮助宣传，“例如法国总统来中国都带着法国本土品牌来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为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帮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林毅夫指出。

他最后强调，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因势利导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其实是企业自己选择的结果，因为这些产业大多是企业将要进入，或是已经进入的，“在这里，政府不是帮企业做决定，是因为企业要进入的领域有外部性和协调性的问题。所以政府就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性问题。”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