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市委书记率团前往广东深圳和海南学习考察，度过行程密集的三天。

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看来，周初的这场南方之行，旨在“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更好推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上海的国家战略任务落地落实”。

广东之行聚焦深圳，这是近年常常被拿来同上海作比较的城市。海南则因打造自由贸易港的战略使命，与上海有了高度关联。

在新发展格局下，上海与深圳、海南同时承担着国家战略，有相似层面，也有分工、互补、合作领域。作为国家整体布局的分别落子，能否更快形成战略上的合力，事关各项国家战略的推进效果，亦关乎各地自身的发展前景。

在全面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内外部发展环境不同程度发生变化，并带来种种压力挑战的情况下，协同合作的紧迫感，显得更为突出。李强在深圳就表示，沪粤两地要各扬所长、优势互补，“在落实国家战略上加强协同，在扩大开放上深化合作，在城市治理上相互借鉴”。

对于海南，上海同样期待“各扬所长、强化对接，在扩大对外开放上加强战略协同，在畅通经济循环上加强优势互补”。

这不是客套话，而是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明确的目的——新格局下，上海同广东、深圳需要共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携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制造业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探索新路；同海南，则可通过进博会、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平台的共享对接，深化经贸、产业、科技、人才、旅游等领域合作，并“推动更多供需对接，展开更多上下游协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实现这些，才不负各自在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功能和地位，也才合乎各自的发展“初心”。同时，在合力推动国家战略、相互取长补短的前提下，各地之间，也应当有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

众所周知，深圳、海南两地近年均有全国瞩目的发展态势，在科技创新、自由贸易港等领域，有不少首创性举措、创新性突破。

上海始终强调“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市领导此前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应有强烈的“比学赶超”的意识，任何领域“都要敢于与最强者比拼、与最快者赛跑”。向国内其他地方学习对标，尤其是学习其领先于自己的部分，就是题中之义。

深圳是公认的改革开放标杆，海南则堪称对外开放的“新锐”，两地在多个方面、不同程度展现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力度和推进速度，尤其是制度性的创新力度。

前者当年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40多年后依然被不断传诵——前两年，上海市委学习讨论会和关于营商环境等工作的几次全市大会上，这句话就曾被拿来激励上海干部，以增强推动各项工作尤其是改革创新的紧迫感。

南下对标，上海最需汲取的，也是改革开放不断提速、不断加力背后的制度经验和精神状态。

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李强就表示，该院的创新探索“充分彰显了深圳敢于解放思想、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该院坚持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设立末位淘汰制度等机制，令参访的上海官员们感慨，“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思维、打破既有定式、跳出条条框框”。

这是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遵循，亦是推进各项国家战略的普遍遵循。在深圳前海，当地在短期内实现经济体量巨大跨越，以及成规模的制度创新成果， 同样让上海干部们由衷感慨。

而在海南，上海干部们看到了正在细化落地的“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等自贸港政策体系，以及一批制度创新、功能突破方面的重大成果。

上海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的始发地，而今自贸区战略全国推开，各地竞相布局、多点开花的局面，当然会激发上海的紧迫感，并倒逼进一步提速加力。

李强在海南就表示，此次学习考察，旨在进一步了解学习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首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和重要突破性进展，更好促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尤其是临港新片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围绕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施更大程度压力测试，更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为全国扩大开放探路。

而在深圳，代表团成员则表示，既要及时学习借鉴各地自贸区“试制度、探新路”的先进经验，也要牢牢把握差异化探索的战略定位，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加快深层次体制性创新，更好发挥开放型经济压力测试的“试验田”作用，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有效的实践经验。

这些方面能否有进一步的突破举动，无疑是南下“取经”之后的一大看点。而在回沪后紧接着召开的一场座谈会，则显示了上海另一个层面谋求提速、升级的迫切性。

上周四下午，李强又一次围绕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上一次邀请“外脑”不同，此番座谈的与会者均是“体制内”人士，包括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及市委研究室、市卫生健康委、市大数据中心、市城运中心和有关区、委办局负责人等。

广东深圳和海南之行中，数字化转型就是上海市代表团重点关注和交流的议题之一。事实上，全国不少省市当下均在谋求数字化转型。对上海而言，这件事已被反复强调，是事关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必须努力抢占先机的领域。

此番座谈，目的亦在进一步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协同发力。李强在会上强调，上海的当务之急是强化迭代升级、全面推进，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更加自觉、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其前提则是摸清底数，准确掌握各领域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和基础条件，找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短板，着力突破堵点难点，集中力度锻造长板、做出特色。

继此前多个场合后，他再度表示，要聚焦高频急难问题，聚焦技术攻关和城市底座赋能，打造超大城市的“数字底座”和“智能中枢”；尤其要构建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方式全面推进全流程的场景再造、业务再造、管理再造和服务再造，加快建立适应数字化需求的发展环境。

制度创新在其间的重要性，亦得到凸显。“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到哪里，制度供给就要跟进到哪里”，他强调说，应当“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规范，完善支持创新的容错机制、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

也就是说，上海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划定转型的底线和边界，而这个过程，同样是为创新突破谋求空间、拓宽尺度的过程——有这个需求的，当然不唯数字化转型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