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地“单独两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一年的时间，两孩申请并未出现担忧中的“井喷式”增长。在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有90%符合“双独”或“单独”两孩政策，但申请生二孩的比例不足5%。

有报道说有的地方计生官员还呼吁符合政策的家庭多多生育。由于年龄尚处于婚育年龄阶段，朋友圈中还真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身边朋友有这么几派：一边厢是浪费派，即明明有资格生却表示打死也不生二胎；那边厢则是“二娃狂”，变着法子破除万难生二娃，忍受不了赴美生子，还生生把自己变成符合二孩政策的农村户口。观望的也有，从意愿上也想要个二娃，但想到要通过一系列的手续才能符合要求，则先暂时作罢。

所以，让符合政策的家庭生育“二孩”，真不是卫生计生部门呼吁一下就能实现的。若能进一步放开，或者试着让生育指标通过某种合理的方式流通起来，或许会有些效果。熟人圈里，就有一些“符合二娃政策但没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表示愿意把生育指标让渡给“不符合条件但愿意生”的夫妻。如若真能实现，倒是能解决目前二胎指标闲置的问题。

当然，最近也有一种说法，二宝不是想生就能生，还得过了大宝关——河南有网友在网上晒出自己和老公给女儿写的保证书，表示永远第一喜欢大宝，才得到大宝的允许。

在我看来，大宝的意愿固然要考虑，但把它看作是生二娃的绊脚石，有小题大作之嫌。完善二胎政策，和切实生个二娃，要考虑的诸多问题中，对大宝的安抚显然还排不上号。而值得一提的是，骄纵大宝养成记，和先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不无关系——

很多家庭在放开政策之前，都是本着“只生一个”的宗旨进行家庭教育的。家里双方老人围着一个孩子当宝，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孩子觉得就该爱他一个。临到政策放开，父母说要孕育个弟弟妹妹，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有人陪他玩，而是有人会分掉他的爱。

我是在自己6岁的时候得知自己要当姐姐的，当时已经入幼儿园的我，也很着急，主要是担心再也拿不到独生子女的小红花和年终礼物了。但由于我从小就知道爸妈会要二宝，所以并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父辈那一代大多兄弟姐妹成群，当哥哥姐姐很少有而今“大宝”的这些想法，还得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究其原因，固然有“时代进步、现在的孩子想得多”这类解释，但预期也很重要。不少已经生了二宝的朋友也表示，那些从来就知道自己会有弟弟妹妹不曾被宠溺的大宝，往往不需要父母做太多的说服工作。

所以，还是要说，真正能左右生育意愿，是其它因素。

有些人，是想生不敢生。其中担心“负担”过重是很主要的原因。“70后”、“80后”的父母和父辈的育儿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普通的城市白领，多抚养一个孩子要付出的“成本”不容忽视。除了最现实的经济压力，抚养精力、教育投入、住房升级等也都是要切实面对的。加上现今社会竞争激烈，不少妈妈也是职场精英，不乏有人会担心二宝影响事业发展被社会“淘汰”，因此不敢生第二胎。

应该也多数是这些原因，使得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数据，尤其以上海、北京等这些发达地区更为明显。

也有人想生不能生。新政之前，不少家庭面临新尴尬：一些40多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女性，已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身体状况导致再生可能会危及健康。因而，想生又不敢生，只能望而生叹。此前听说2016年有可能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如若是真的，身边倒是有一部分朋友能赶上末班车，但若放开时间再往后移，又将有一波“80后”妈妈，会从政策上的不能生，变成能力和意愿上的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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