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和存款余额托付给了居家养老的护理员。她说，如果哪天我一觉睡过去了，请帮我转达儿子和女儿。

护理员问，为啥不直接告诉他们。

老人说，我怕现在交代清楚了，他们要不养我了……

一个百岁老人，给自己预备了一套去世后穿戴的衣帽，却只告诉了自己的护理员。

老人走后，子女乱作一团，直到打通护理员电话，才搞清楚老人的袜子在哪，鞋子在哪，最爱的是哪件褂子……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什么不肖子孙，或者感慨，这是什么神仙护工。但抛开道德滤镜，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真实而又普通的故事。

这里没有狗血的家长里短，只是居大不易，老人、护理员两个原本陌生的生命，在日久天长的陪伴里，托付了彼此一份难得的信任与尊重……

红梅家来了小女儿

一大清早，刘红香骑着电瓶车急急忙忙朝上海普陀区甘泉街道一栋老旧居民楼驶去。一位由她照顾了10年的93岁老人红梅（化名），就住在这里。

开了门，红梅正端坐着准备吃早餐。老人的女儿一看见刘红香，赶忙把头转向老人：你小女儿来了，这下高兴了哦。

作为甘泉街道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刘红香一周上门服务四次，每次两个小时，帮老人做做家务，擦擦身子。

老人会清楚记得刘红香每一次上门的具体时间，晚到一会儿，便会揪心地打来电话，问路上是不是安全。以至于亲生女儿也忍不住“吃醋”，调侃着妈妈和刘红香，才更像一对母女。

同为居家养老护理员，满玉丽日常服务甘泉街道6位高龄老人。其中一位独居老人邹菊芬，年近百岁。

第一次见面，满玉丽就唤她奶奶。奶奶也很“入戏”，满玉丽上门服务，邹菊芬总要拉着她的手先说一会儿话，“小满”“小满”地叫着。没吃早饭吧？去热个点心吃。喝点水再干活儿呀。颇有些待孙女的亲近感。

对于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老人来说，孤独，是一种不得不适应的情感状态。红梅有四个孩子，住在上海的东南西北四个角，每次来老人家里，总不免费些周章。

可即便不考虑路程问题，红梅的大儿子已经70多岁了，也到了要人照顾的年纪。女儿50有余，有个小孙子要带。一周里，能抽半天来看看老母亲已经不易。

一个人待着实在闷了，红梅偶尔会试探性地挽留刘红香，晚上别走了，和我做个伴。但刘红香婉拒后，老人也不会强求，彼此把握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其实老人们也清楚地知道，护理员不是家人，不该要求太多。可同样一件事，找护理员，比找子女更方便。偶尔子女回来搭把手，老人也忍不住抱怨：快别干活了，你没谁谁谁（护理员的名字）做得好。毕竟一周见四次面的护理员，比起两周都碰不上一面的子女，更知道老人要什么。

满玉丽曾照顾过一位老人，因癌症入院动了手术。出院之前，老人给满玉丽打电话：你还来给我擦洗吗？你能陪我到老吗？你要是来，我就回家住；你不来，我直接去养老院住。

还有老人直白地说，我活一天，你就来陪我一天——那位老人临终前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叫着护理员的名字，非要见上最后一面。

在甘泉街道27名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护理员中，不止一位经历过老人的财产托付。“她有几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里面有多少钱，都会告诉你。”护理员刁人珍说，有些老人还会和护理员们商量，钱该怎么花，死后怎么分，甚至直接把身份证拿出来，请对方帮忙去存取现金。

相比血缘关系，日复一日随叫随到的照顾，同样靠得住。

“缺位”与“越位”

从去年开始，红梅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女儿几次请母亲跟自己回家住，红梅都不肯。她对刘红香说，我留在这儿，有你隔三岔五来陪我就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上了年纪的父母，常常会陷入一种小心翼翼的状态。任何需求在提出之前，都免不了瞻前顾后。

满玉丽有一名客户，是个下肢瘫痪的阿姨。长时间卧床不起导致腿部发炎，高烧至39度。如果不是满玉丽及时赶到，老人还迟迟不愿拨通三个儿子中，任何一位的电话。

刁人珍照顾的一名百岁老人，长期独居。老人以往会给一大早前来服务的刁人珍留门，这天，刁人珍却进不去了。

老人摔倒了，足足20多分钟爬不起来，是刁人珍打电话叫来了老人的女儿、女婿。事后，老人并没有要求子女想出防止出现类似危险的办法。相反，她给了刁人珍一把房门钥匙。

可能有人觉得，一个老人和一个护理员，能相处到这个份上，也不啻一段佳话——有老人甚至自己预备了一套去世后穿戴的衣帽，却只托付给自己的护理员。老人走后，子女打了护理员电话，才搞清楚老人生前的爱物放在哪里。

然而换个角度想想，当护理员不得不“越位”时，是不是也意味着子女在某种程度上的“缺位”呢？

刘红香每周会去照顾一位性格特别的老人。这位老人喜欢把被子叠得无比整齐，面对许多生活琐事也表现得有些偏执。女儿实在忍不了时，便会嚷一句：你再作，我就去告诉小刘（刘红香），让她以后再也不管你了。刘红香听了，心里五味杂陈。

作为甘泉街道居家护理员的组织者，王瑞英偶尔会接到一些来自家属的投诉和抱怨。

抱怨的内容无外乎是老人一个人在家，为什么护理员不能每天上门照顾。王瑞英心直口快，每每这时都会回敬一句：先想想你在做什么。既然子女身在上海，就必须承担子女应尽的责任。

“其实在老人心里，护理员再好，也远远替代不了子女。”王瑞英说。老人们每周能有几天时间享受两小时的按摩、擦身等居家护理服务，往往都特别珍惜。可只要听说当天子孙要回来，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两小时，让护理员去准备一桌子饭菜。

而即便是把银行卡密码托付给护理员的那些老人，也不过是担心万一现在把钱交给子女，自己的晚年得不到善待。

“不值一提”的时间

过完年，刘红香也54岁了。来上海近20年，一家人早已在此扎下根来。可刘红香却越来越放不下这份工作，放不下手里这些老人了。

刘红香不上门的日子，红梅便会给她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重要事，就问问人在哪，吃饭了没有。刘红香也经常主动打过去，关照一下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身边的常用药品还够不够。

几年前刘红香出过一次车祸，造成了颅骨骨裂。车祸后刘红香休息了大约8个月。从起初打定主意退休回家，到最后，还是被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催回了工作岗位。

“她一天不回来，老人就一直等着。期间有其他护理员接替她上门服务，老人虽然也很满意，却总忘不了小刘。”王瑞英说。

许多老人会认准一个护理员，哪怕有一天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了，遇上为难事，仍然会本能拨通对方的电话。

满玉丽常陪着一个老太去医保定点药房拿药，把老人接出来，再送回去，通常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其实老人早不是满玉丽的客户了，但一想到老人独自一人无所适从的样子，她又心软了。

居家养老护理员每周规定的工作时间是44小时，按时上门服务六七个老人。而实际操作中，花在老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可测算。

一位洁癖老人要求满玉丽擦地板。一遍不行两遍，三遍，有时眼看服务时间过了，满玉丽也不会急躁，更不会去争辩，“什么时候老人觉得开心了，我就停下来。”

完成一次护理工作后，刘红香常常坐下来陪老人聊一会儿天。有些故事老人讲过无数遍，刘红香就当是头一次听。走之前还要问一句：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明天带来呢？

“这岂不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记者问。可几位居家护理员却相视一笑。“大概是因为我们也老了。”刁人珍说，她身边但凡做得出色的职业护理员，年纪普遍在50岁左右。或许只有当自己老了，才能真正理解老人，体谅老人。

不少老人依赖护理员，仰仗护理员，却也着实爱护他们，把他们当特殊的亲人。

刘红香老家在湖北孝感，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重灾区。那段日子，上海许多小区封锁着，老人和护理员见不到面。刘红香却不时接到老人们的电话问候：湖北老家还有谁在啊，父母还好吧，你不要回去哦，等等。

刁人珍的一位客户前些日子住进了养老院，她不再需要刁人珍的居家护理服务了。可才分开半个月，老人便打来电话：孙女啊，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我想死你了。两人碰面后不多时，老人去世了。刁人珍说，万幸自己去了，见上了最后一面。

甘泉街道是上海市中心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之一，护理员们每隔两三年，都不免经历一次日常服务的客户离世的伤感。

“老人走了，很多子女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上门帮着料理一下，给老人再擦擦身子，换换衣服。”满玉丽说。

“不害怕吗？这远远超出你们的职责范围。”记者问。

“我们都不怕，就和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毕竟相处了那么久，有感情啊。”满玉丽说。

话到一半，满玉丽接了一通电话，声音立刻变得轻柔。“没什么事儿，一个阿姨说下午想让我陪着配药。那就去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