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就在静安区张家宅附近；高楼大厦、洋气花园背后的张家宅；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张家宅。我怀念它，不是出于什么地域优越感，而是觉得，这一个地名是和我记忆中某些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当它消失、当它的定义改变， 我记忆的一部分也就失落了。

张家宅，虽然没有什么名人故居、历史遗迹，但至少在老静安人心里是家喻户晓的。南到北京西路，北到新闸路，东到石门二路，西至泰兴路，是静安区在大规模改造前众多旧街坊里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也是消失在历史中的一个。

【我的博物馆，我的童年迷宫】

这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石库门街坊，更像是一个上海民居的博物馆。而且对于这么一个体量相当大的街区，你可以从沿街的任何一个入 口进去，然后从任何一个入口出来的，跑遍了这么多弄堂，至少在静安区是独一无二的。我从记事起到进入大学前，很大一部分生活都是围绕张家宅发生的，在初中时更是每一天都要从那里穿过。

北京路是张家宅最体面的一面，张家宅最大的入口就是北京路上一条几乎可算是小马路的宽阔的弄堂，也被称为张家宅路。张家宅路口东面直到石门二路是口碑相当不错的北京西路第三小学。张家宅西面几乎是市政协的新大楼。在政协大楼下还有几幢新公房，后面躲着一幢可以让任何人眼睛一亮的小楼，外观干净，煤卫独用，和边上还在倒马桶的旧式里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这幢楼作为旧房改造的样板，算是上海的友好城市鹿特丹送给上海的礼物，对于蜗居在旧区中的居 民，这就像放在眼门前的盼望，我妈每每经过这里，她都向我保证很快这种样板会很快推开，然后就会临到我们头上。但最后终究是没有。

离开街面，沿着张家宅路往里走就有很多小店小摊，有的是街面房子破墙开店，有的是街道搭的简易房，有的就是流动小车，和山海关路慈溪路并称周围中小学生的天堂。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游戏机房。张家宅里的游戏机房就在街道搭的临时房里，一个铁架子，塑料的地板和墙，放几台街机，进出的小青年鱼龙混杂，但因为地点不起眼，因此治安情况反而不算很糟。我后来和朋友聊起，弄堂里“拗分”（青少年之间以大欺小的敲诈行为）现象为何渐渐绝迹？结论就是城区人口的大量流失，没有里弄的高密度人口，失去了恶少拉帮结派的基础。

沿张家宅路走过各式民居，有几幢房子方方正，砖墙厚实，颇有一点派头，其间种有几颗大桑树，那时养蚕宝宝的小朋友都去那里采叶子。走进去房屋越来越低矮， 然后嘎然而止，就到了张家宅混沌的核心，那里是整个街区最神秘的地方，四面沿街的弄堂全部汇集到这里失去了原有的规整，变成了在一座座杂乱分布的只容一个人通行的小道。在这里，门牌地址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好几次迷失在那里，毫无头绪地在那些小道中穿行，边上是低矮的屋檐，四处伸展的雨棚，斑驳的墙面，依附在墙边自己搭建的披屋和放自行车助动车的铁笼，有时还有一个竹篱笆围起来的小园子，杂草在一切可以找到的缝隙生长，猫咪在屋顶上晒着太阳。不时眼前出现一顶新搭的雨篷，一两扇铝合金窗，或者某一片铺着整齐瓷砖的地面，大概是能让这个地方住的舒服一点仅有的手段了。

【泰兴路上的厂车不见了】

张家宅西边靠泰兴路是比较典型的旧式里弄石库门，叫福田村，内有以此命名的街道工厂福田软木厂。泰兴路相对周围的交通要道比较僻静，平时很多工厂接送职工的班车也在此停靠。那时候大厂的班车有个很神圣的名字叫厂车，是全民所有制大厂的象征，把龟缩在一旁的福田软木厂衬托得更加渺小。刚刚进入初三时我的班主任曾经警告 我再这样下去当心要进技校变青工。对于一个成绩平平，家境普通，胆小懦弱又不会来事的男生来说，这话与其说是激励倒不如说是对其将来命运的准确预测。当个青工天天轧厂车是什么体验？当时如果有知乎我肯定会去问一问。不过机会没有了，那几年大概随着国有企业的大批转制，厂车和搭载的青工一起在泰兴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张家宅靠新闸路的这一面就热闹一点了，新闸路泰兴路口是一座三层的老式大楼，沿着新闸路横跨了小半个街区，底楼是各种商店，现在唯一有印象的是一家国营理发店，直到拆迁前，我一直在那边剃头。这幢大楼和新闸路石门二路口的那片石库门房子之间夹着条一条小弄。我们住在新闸路以北的如果要去南京路都知道这是条近道，从这里进去可以从张家宅路穿出上北京路，不必再从两侧绕道。这条弄堂走进去打几个弯就进入一条更窄的夹弄，之所以觉得更窄的一种可能是两边有两幢大房子，高耸的山墙有三四层楼高，没有一扇窗户，安静时可以听到脚步的回声。到了后来自己走了多了，那条夹弄的神秘感慢慢退去，又一次特地绕了点路想看看这高墙后面的样子。沿着高墙绕过几个弯，就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里面是一个上海很少见的中式大院，两层楼的房子外面是一排带木雕的走廊，前面的一片空地很干净， 难得没有杂物堆放，两个小人在玩，四面寂静，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记事开始，那条夹弄总是通向好玩的地方。每年过生日父母总会带我穿过那里去南京路石门路的少儿书店买一本书，再走过S型天桥到万象照相馆拍张大方照，沿着南京路继续走到翼风模型点买一盒模型。小学时老师会带我们穿过那里去少儿书店隔壁的静安区少年宫，或是再远一点市少儿图书馆，甚至到市少年宫。除了初中时，一次临近过年，妈妈供职的商店因为效益滑坡，爸爸供职的单位是一如既往没有花头，我的期末考试毫无起色，大家全部闷掉。妈妈提议这么点钱横竖横出去吃一顿，吃进肚子算数。在上海阴沉的冬天里我们走过这条狭窄深邃的夹弄，前往南汇路上一家饭店。我家除了赴宴从不下馆子吃饭，这是记忆中唯一一次我们三个人出去吃饭。

【善昌里的“美国大使馆”】

在石门二路靠新闸路一侧也是一片石库门旧式里弄，我们住在附近的都知道叫善昌里。在张家宅进进出出这么多年，善昌里大概是我唯一一个曾经走到建筑内部的，因为我小学时最好的一个同学苏轼就住在那里。

善昌里是上海最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和这房子一样，苏轼在小学班级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是他有个在“外头”的妈妈。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一个人在“外头”是不得了的事，而“出去”几乎是上海人翻身逃离逼仄贫穷的生活环境的唯一出路，跟何况他妈妈 是在美国，在“外头”里也是属于第一世界的。

我妈以前在涉外商店上班，收入不多见识不少，“一看就是外头带进来的”至今是她对东西的最高评价，同理“一看 就是外头回来的”也是对人的最高评价。

对我们来说，苏轼简直就是美国驻我们班的大使，大使馆就是他和他爸爸住的善昌里的一间前楼以及他爷爷住的一间亭子间。去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苏轼家里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游戏机和玩具，而是他爷爷床底下一堆堆的航空知识舰船知识，还有他书柜里的一套少年军官学校丛书。此后的暑假里，我每次到他家里一起玩一会后，他留在前楼打游戏，我就到他爷爷的亭子间看杂志。苏轼的爷爷是典型的上海老先生的形象，高高瘦瘦，干干净净，戴一副圆圆的眼睛，每次我去叫他一声，他就笑得眼睛都弯下来说“弟弟来玩啦”，然后我就坐下来看书他爷爷坐在一旁看报，暑假的下午善昌里的亭子间里安安静静，外面的弄堂也安安静静，偶尔传来几声上海夏日的虫鸣。

小学毕业后我和苏轼一同升入对口的普通中学，但是不是同一班，我们慢慢地开始疏远，虽然他没有特地通知我，之后不久我还是知道他要去美国了，对我来说总算有了个去找他的借口，就翻出他家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爷爷，听出是我后还是很高兴的样子，和我寒暄了几句后忽然叹了口气，说苏轼要是一直和我在一起就好了，我没有响，然后苏轼过来听电话，我们说了几句无句紧要的话就告别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后来升入高中，学校所在的山海关路正对着石门二路对面的善昌里，很多次地想去敲敲苏轼家的门，看看他爷爷，却又一次次地止步。

我高中毕业后，张家宅就开始拆迁了，也就彻底和苏轼断了联系的可能。那次拆迁效率高的惊人，这么大一个街区几个星期就少掉一块，一年内就全部被夷平。在这个地段上造起来的楼盘自然在整个上海也是排得上号的高档住宅，不过这个楼盘不叫新张家宅，更不叫新善昌里或新福田村。除了我们这些老静安还记得，张家宅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无论如何，这次拆迁对张家宅的居民是一个解脱，其中有幸回迁的更是改变了命运。世纪之交，上海慢慢走出了大下岗的阴影，生活条件开始提升。张家宅只是一个缩影。曾和我为邻的同学越来越多地搬进了略显偏远但条件大大改善的新居。我们失去了张家宅，那时候没有人太在乎。

在张家宅进进出出的日子，我们的眼光从来没有真正落在它身上。

那个时候，我们无时不刻想要的，是跳出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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