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牛年，打“虎”不停歇。

周二下午，随着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起被查，中纪委创下开年不到两个月即打下6只“老虎”的新纪录。不止中纪委，本周，各省区市纪委反腐工作也持续发力，全国范围内共有9个厅官被查。

一厅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两年后被查

9个被查的厅官中，有4个来自内蒙古。

周五，在煤炭资源领域“倒查20年”即将满一周年的内蒙古，第4次同时通报官员被查的消息。当天9时，内蒙古纪委一分钟内查处4个厅官与1个正处级干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统计后发现，“倒查20年”一年来，内蒙古共查处51个厅官，查处的厅官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有34个厅官涉及煤炭资源领域腐败。另据内蒙古纪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倒查20年”以来，截至上月底，内蒙古已追缴挽回经济损失337.91亿元。

本周其余5个被查的厅官，分别来自北京、广东、宁夏、重庆。

周一，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总经理高振坤，广东省肇庆市政协党组成员谢锦文，宁夏固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杰，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肖猛被查。

公开履历显示，高振坤长期在北京同仁堂任职，2006年3月至2014年10月，任北京同仁堂副总经理；2014年10月至被查，任北京同仁堂总经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现，高振坤曾于2019年2月因“过期蜂蜜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8年底，有媒体曝光，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企业将大量过期、临近过期的蜂蜜回收回来，企业宣称“退给蜂农养蜜蜂”。不过，回收的过期蜂蜜却被倒入大桶，送入了原料库。此外，去年8月至9月，北京市委第八巡视组曾对北京同仁堂党委开展巡视，并于去年12月向北京同仁堂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广东省肇庆市政协党组成员谢锦文长期在云浮、肇庆市任职，历任云浮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肇庆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等。今年1月17日，广东省委政法委原专职副书记陈文敏被查，陈文敏曾任云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任肇庆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谢锦文与陈文敏长期共事。

宁夏固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杰长期在固原医院系统任职，曾任固原市医院副院长4年，任固原市医院院长一职近8年。胡杰是今年被查的首个三甲医院院长。近年来，医疗系统反腐持续推进，全国已有多名医疗领域领导干部落马。其中，绝大多数为三甲医院院长。肖猛于去年4月起担任重庆市科协党组副书记。公开履历显示，肖猛曾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等职近8年时间。

周三，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梁从友退休4年后被查。梁从友于2009年8月至2017年3月退休，历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委书记、主任等职。其间担任“一把手”近6年。近年来，供销、人防等“冷衙门”的反腐工作值得关注。去年来，包括梁从友在内，供销系统已有7名厅官被查。这些“冷衙门”的厅官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同一岗位动辄任职数年甚至十余年。

党员、公职人员酒驾了，纪委咋知道这么快？

本周三，随着最后两名涉嫌酒驾的党员与公职人员被通报，云南省纪委连续15天集中曝光公安机关移送的党员与公职人员涉嫌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问题，正式宣告结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统计后发现，2月10日至24日，该省纪委共通报曝光15批次63人。其中，绝大多数被通报的党员与公职人员涉嫌酒驾。被集中通报曝光的人员中，来自云南省直机关和省属企业的有6人，来自云南省下辖各州（市）的有57人。其中，既有党员，也有非党员的公职人员；既有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既有退休干部，也有村社党员。

其实，以前也曾出现过部分党员、公职人员因酒驾、参与赌博等违反治安管理问题，虽已被公安机关处理，但其所在单位或党支部普遍不能及时掌握情况。不过，监察法实施后，为纪委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加强协调配合、建立问题线索移送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近段时间以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积极探索多部门贯通协作的模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现，除了云南，此前，黑龙江、山东、湖南、河南等省市纪委监委，也公开通报过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典型案例。他们当中，既包括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农村党员，也有国有企业员工、公立医院医生，处分类型从党内警告到醉驾严重触犯刑律而被开除党籍、公职。

不过，与其他省市纪委相比，云南省纪委此次集中通报的速度相对较快。如，昭通市巧家县炉房乡副乡长陈勇衡，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屯锡矿一坑六区党支部书记周爱琛，保山市隆阳区瓦窑镇六合村大洼子组小组长李国华3人，于2月12日（大年初一）晚上因涉嫌酒驾被公安机关查获，2月14日（大年初三）一大早即被公开通报。此外，曲靖市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校长刘东波，于2月11日（除夕当天）13时许因涉嫌酒驾驶被公安机关查获，2月13日（大年初二）早上7时许即被云南省纪委公开通报。

党员、公职人员酒驾了，云南省纪委咋这么快就能知道？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现，原因在于云南省纪委改变了过去发现问题“核查、处理、曝光”的固定模式，采取“先曝光、后核查、再处理”的方式，当公安机关发现、移交此类问题后，纪检监察机关随即核实处理并通报曝光，切实增强监督的协同性、有效性。通过把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晒”到阳光下，以问题线索的快速曝光，倒逼问题所在地区和单位主动认领，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倒逼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