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极其丰富。其中，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业即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共的革命斗争史，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始终坚持自身底色，与红色政权同色。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业在巩固人民革命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以及有效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以自己的财政金融力量支持革命战争，确保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必要的金融管理经验。与此同时，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培养起来的一大批红色金融家和金融人才，为发展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制度史上的创举，为党领导的金融事业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白手创业的艰难岁月

从历史事实来看，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因素以外，金融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行，还是当地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金融业。苏区政府很敏锐地意识到金融业的重要性。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统一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同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指定由毛泽民负责筹建。

毛泽民知道，办银行固然资金必不可少，但更需要有专业人才来管理。毛泽民曾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长，与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熟悉。毛泽民曾将自己买下的一本《银行簿记实践》送给曹菊如，并建议他认真研读，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毛泽民奉命筹办国家银行，立刻想到了曹菊如。经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同意，毛泽民将曹菊如调到了瑞金。初创时期，算上毛泽民，只有五人，其中行长一人，业务处长一人，记账员一人，出纳一人，帮助出纳做兑换工作和管杂务的一人，条件极其艰苦，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当时，没有任何办公条件，只能借用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上楼下共有一个小厅和四个房间。楼下小厅作营业室，一个房间作库房，楼上三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行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和房外走廊是工作人员的宿舍。

国家银行开张后不久，就调来三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都非常聪明，肯吃苦，爱学习，工作异常勤奋，很快就学会了会计工作，后来都成为了业务骨干，对国家银行早期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国家银行的组织机构，随着业务发展而逐渐扩充，至1932年冬，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职工们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各科都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办公厅工作，互相配合，打成一片。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建立各种金融制度，并且培训了干部。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约有七八十人，经过动员，只有毛泽民等14人参加长征。长征中，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属为十五大队，袁福清任队长，毛泽民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曹根全任排长，银行其他干部多数分配在大队中任各种职务。十五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担印票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在曲折的长征路上，战斗频繁，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员工们全凭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努力前进。不幸的是，途中牺牲了6位银行人员，到达陕北时，只剩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人。

1935年11月，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的瓦窑堡，并在同年12月将自己的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撤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金融机构全面进入抗战状态。朱理治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二任行长，他的任期从1941年3月起至1942年10月止，还不到两年，但他却为边区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他“爱才如命”，第一，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丁冬放、王思华组成银行顾问团，聘请法学专家鲁佛民担任银行法律顾问。一些重大业务措施，必先征询顾问团的意见，经顾问团讨论后方才实施。第二，大批挑选知识分子，到处招揽人才。第三，重视调查研究，根据调查做出金融决策。例如，1941年夏，阎子祥从马列学院结业，调到边区银行，刚刚报到，朱理治便要他先去经济研究室参加调研工作。阎子祥通过调查研究，对边区经济基本情况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都比较了解，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担任了总部的农贷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1948年11月，中国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为了适应新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并发行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

由上述可见，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自成立以来，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名称并不一样，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首先，始终坚持“四个服务”的任务与责任，即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和巩固根据地服务。”其中，“为革命战争服务”是放在首位。其次，招收各类人才，培训职工，并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为我党金融战线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国家银行内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如曹菊如、南汉宸、莫钧涛、朱理治、张定繁、韩步高等。他们都是我党金融战线上最可宝贵的财富。第三，陕甘宁边区银行大力发展生产事业。抗战爆发后，在党中央“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广告词是“发达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边区银行注重发展生产事业，大力发放农贷，促进农业发展；扶持边区公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扶助合作社和手工业发展。到1943年春，边区经济已经达到自给自足，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不断创新的光辉岁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最早建立的银行是1927年冬在闽西上杭县蛟洋区成立的蛟洋农民银行。由于苏维埃政权并不稳固，农村根据地也未很好地建立，因此，这一银行存在时间非常短，但是，该银行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建立自己根据地银行的第一次尝试。另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海陆丰劳动银行成立于1928年2月20日，属于革命根据地成立比较早的银行之一，其目的是：“为救济金融，便利市面交易起见，决议建设劳动银行，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月底敌人进犯苏区，劳动银行纸币尚未投入使用，银行即告结束。海陆丰劳动银行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极大鼓舞了苏区人民自己创办银行的决心和信心。

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赣西南苏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苏区。1929年8月东固区委为活跃东固经济，方便商品交易和金融调剂，由红军二、四两团捐助基金四千元，设立东固平民银行。该行信誉高，“有十足的基金”，发行面值百千文的铜元券，由于适合农村小额资金流通的需要，深受群众的欢迎。1930年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据统计，1930—1932年间，各革命根据地设立银行呈现高潮，先后设立银行达50多个。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是除陕甘宁边区银行之外另一较大的边区银行，成立于1938年3月，总行设于山西五台山。该行下设冀晋、冀中、冀热辽分行，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需要设置支行和办事处。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的冀南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银行，银行各项业务均围绕着边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展开，其中发放工农业贷款是冀南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冀南银行曾合并上党银行与鲁西银行。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决定冀南银行为全边区银行，冀南币为全边区使用的货币。该行下设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区行及100多个分支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银行，继承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传统，除陕甘宁边区设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外，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建有许多新的银行，共计大小银行有17家。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鲁西银行、北海银行、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华中根据地的江淮银行、盐阜银行，以及鄂豫边区的建设银行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新解放区的开辟与扩大，解放区银行在原来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东北解放区，有东北银行、关东银行等；在冀察热辽解放区，有热河省银行和长城银行；在内蒙古解放区，有内蒙古人民银行；在华中解放区，有华中银行；在中原解放区，有中州农民银行；在华南解放区，有南方人民银行等，合计共有18个银行。

各革命根据地银行的设立与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负有重大历史使命，并不断创新。

第一， 在革命根据地早期，各地银行以实行低利借贷，发行票币，活泼苏区金融，发展社会生产，谋求劳苦群众实际利益为宗旨。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解决人民的生活，以及恢复发展生产，是当时最为迫切的工作。1949年6月，为了从饥饿中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国家银行支持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大量调运粮油盐棉等物资，保证市场供应。

第二，争夺货币阵地之斗争。货币阵地斗争，早在1926年农民协会发行货币时就已存在，只是它的范围较小，为时较短。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通过决议规定苏维埃银行“须用自己的货币占领货币流通市场”，“对苏区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一决议案以后即成为各根据地货币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直至全国解放。抗日战争时期货币关系最为复杂，敌、友、我三方货币交错流通，各根据地在确立自身货币为当地本位币的同时，对敌币和友币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各根据地对于日伪币和地方性杂币，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取缔，禁止流通。对于国民党法币，由于统战关系，在不同时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

第三，明确提出“贷款要走群众路线”的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共产党特别注重群众利益，民心所向，金融政策也是如此，一方面为工农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又依靠工农群众办银行。如闽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根据地银行，都印发过银行股票或临时筹股券。银行以一定资金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以低利或无息贷款给工农群众所经营的生产事业。

三、红色金融业的时代精神

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事业从“不发展”走向“发展”的转型实践，客观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的变迁过程，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红色金融家的金融思想与金融决策。回溯这段历史，有助于真实地还原历史情景，并阐释当代背景下的传承命题：传承什么？能传承什么？建党百年之际，客观公正的党史成果，不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轨迹，并可为当前金融业改革提供镜鉴。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团结统一的人才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致胜的重要法宝。在红色金融事业发展中，有很多催人奋进的真实历史。试举三例：

第一，1940年，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口号响彻了全边区。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提高振奋军民生产热情，为了向边区内外的商家显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实力，除了积极开展银行业务外，盖一座银行大楼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当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建设一座银行大楼绝非易事。经过党中央边区政府的慎重考虑，决定由莫钧涛同志来负责设计。当时，莫钧涛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并且只是曾经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过一些建筑设计知识，但是当他接到这项任务时，十分高兴，立即给当时在新疆工作的毛泽民写了信，向他汇报了修建边区银行大楼的事。毛泽民很快就回信，鼓励并嘱咐莫钧涛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设计大楼时，莫钧涛就用右残臂扶着纸，靠左手画出来了几十张草图和设计图。为了画这些图，他经常通宵达旦不停地工作。经过艰苦努力，边区银行大楼终于在1941年11月7日正式落成，并被用作边币的票面图形。随着边币的流通，边区银行大楼也广为人知。它是我党金融史上第一座大厦，它实现了我党金融事业先驱们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银行大楼。

第二，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把金融人才统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冒舒湮先生是中央信托局专员和通易信托公司经理，南汉宸为了争取到他继续留在天津金融界工作，一起参加天津金融接管工作，非常热情地请教冒先生相关专业知识，在真诚拜访和接待冒先生的时候说：“舒湮同志，欢迎你参加我们银行的工作。昨天，我军已经向天津守敌发起攻击了，估计两三天内天津就要解放。天津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敌伪在那里设置的金融机构很多。我们要接管这些机构，还要在那里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这些工作既繁重又细致，希望你能协助我们接管这座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1949年1月14日，冒先生一行终于随着部队在市区找到金融接管处的负责人胡景沄、何松亭等同志，向他们报了到。冒舒湮在天津金融机构的整个接收工作中出了不少力，也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第三，经济金融专业人才是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大批专家和学者加入金融界，如冀朝鼎、宁嘉风、李紫东、郑柏彬、季陶达、陶大镛、黄元彬、孟宪章、米暂沉、林凤苞、方善桂、乔启明、许锦绶、贾士彦、王学文、蔡公椿、孙浩煊、丁鹄、朱绍文、何承禧、顾宪成、熊大纯，以及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杨培新等等，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不久，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名望地位都很高的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从东北解放区来到了北京，南汉宸又以重礼延聘他们到银行来当顾问，并且请他们帮助大力推荐和引进人才。天津市的金融实务家、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资耀华就是他们推荐的。后来，资耀华联合北京大学陈岱孙、樊弘和人民大学吴大琨等教授，倡议成立全国最早的学术性群众团体——金融学会，并于1950年10月1日正式创刊《中国金融》月刊。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业积极开拓进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根本宗旨是肩负着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使命，并提供重要的经济金融保障，这是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