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关系如履薄冰，反思医疗体制设计、社会舆论环境之时，规范医生行业准则，亦成为热议话题。怎样当一名好医生？古希腊时代，神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诠释了医者使命，成为医者入门准则；而在中国，在上海，最好的答案竟就在身边——

前不久，仁济医院正逢170周年院庆，院史室内，印刻成铜字的仁济医德信条，熠熠生辉、夺人眼球。12条医德信条，起源于1945年二战结束，医院启动建章立制，信条由此应运而生。70载春秋逝去，时至今日，再读信条仍不过时，寥寥百字，对当下如何做好医生，办好医院，更有现实启示。

何为医者？医德信条之中，“医者之一生，除保全人之性命，治愈人之疾病，宽解人之痛苦外无他。”三个逗点，将医者职责概括而出。70年前，战火纷飞、技术有限，医学难以攻克所有疾病；70年后，技术突飞猛进，许多不治之症迎刃而解，然而医学终究不是万能的。医学不是万能，一句话，透露出医者无奈，却也饱含另一层涵义：医学虽有局限，医者心，却当尽其所能帮助病家。纵观医学历史，无论是希波克拉底的“服务于人类而献身”，还是著名的特鲁多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抑或是仁济医德信条“宽解人之痛苦”，时间空间不同，却都殊途同归，阐述一个几乎快被世人遗忘的道理：治愈，不是医学唯一目标，宽解病人痛苦，方为医学宗旨。反观当下，过于拘泥技术，过于着重疾病，导致医学教育实践多了方法、却少了温度，医患关系偶尔擦枪走火，或可从中找到根源。

何为医德？想病家所想、急病家所急，换位思考固然没错。可缺乏日常生活中点滴细节的熏陶，医德之心又当从何谈起？！70年前的医德信条中，出乎意料地对医者生活习性与品格加以详细约束：“常笃实温厚，不多言、不赌博、不饮酒、不好色、不贪利而得世人之好感”。有了这些为人底色，医者德行操守便具备了基准线，更具体到从业道德规范，自然水到渠成：对于自身，“与其劳乏而做粗陋之数诊，不如劳心而做细密之一诊”；对于病人，需“仅以病者视之，勿顾贫富贵贱或其他，尽量为病者减少费用”；对于同行，需“爱之敬之，虽不可容者亦应忍之，决不可议他医，论人之短，乃圣贤之所戒”。点滴小事之间，于己、于人皆设规矩，医德之心的培养，落到实处、润物无声，避免了泛泛空谈。

追溯历史长河，自医者问世至今，人类对自身、对疾病的认知，对技术的掌握不断发展。然而，医者的特定身份与使命，却并未发生太大改变——舍己救人，如是而已。幸运的是，随着技术日新月异，医者所能对付疾病的武器，也正更新换代。技术，到底该如何看待？70年前的忠告，而今看来仍颇具时代性，“不可固执，不可将病人做试验工作，应谨慎周密”，“除精研学术外，尚应注意言行，使病者信任，然倡诡诞之奇说，以求闻达者大耻也”。前辈的经验，放之今日而皆准：技术，依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斩除病根，亦可能危及生命；对病家而言，不存在最好的治疗，只有最合适的治疗；对医者而言，追求新技术，不为求新、求异，应时刻牢记，解除病痛才是应用技术的原始初衷。

有人说，当前社会环境下，医生不好当，海量门诊劳心劳神，医患摩擦此起彼伏。可医德信条中的最后一句，忽地将人拉回那个战乱年代，“纵使遭受威胁，亦绝不利用医学知识做违反人类之行为”。相比70年前战时医生，无疑，现在的医生是幸福的：和平环境下，医疗硬件条件、医学教育环境乃至病人健康素养等，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在进步，医患关系，自然不该与时代进程逆势而行。

改善医患关系、营造良好氛围，一方面寄希望于医疗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医患双方的沟通理解，更需要我们的医者从自身做起。70年前仁济的医德12条，至今读来仍具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本文摘自1月23日解放日报05版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