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围绕“基层负担重不重”的问题，采访基层干部。一位居委干部用巧妙的比喻和计算题来回答——

假设发豆子对应的是布置工作，数豆子对应的是检查工作，收豆子的对应的是总结工作，从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看，居委的工作量从1变成了 1×3。

如果发豆子、数豆子和收豆子的是同一个部门，那么工作量只是乘以3，但是如果发豆子的是一个部门，数豆子和收豆子的是其他好几个部门，是N个部门，那么工作量就是 1×3×N。

发豆子的部门有多少个？现在几乎所有条线部门都可以往基层布置工作，因此有多少个条线部门就至少有多少个发豆子的部门，工作量就是 N×3×N。

一个部门一年向基层布置的工作数并不只有1项，假设是N项的话，那么工作量就变成 N×N×3×N。

3个阶段只是一般工作的最低环节数量配置，有时同一项工作可能不只布置、检查、总结3个阶段，还会增加其他环节，比如各种调研、推进、走访、接待、参观、座谈、交流、回头看，那么工作量又会变成 N×N×N×N。

所以基层工作量的粗略算法就是 N1×N2×N3×N4，其中N1是条线部门数量，N2是每个条线每年布置到基层的工作数量，N3是同一项工作所分设的阶段环节数量，N4就是参与事中督促检查和事后总结考评的部门数量。

（记者也是研究生毕业，被这一连串计算题搞得有点懵，不过细想想，还是挺有道理的……）

那么，造成“N1×N2×N3×N4……”，基层干部感觉负担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条与块在工作分配话语权上的绝对不平衡。如果条线布置的工作量是 N×N×N×N，那么基层对应消化处理的能力就是M，现在的问题就是N可以随便加，而对基层来说M几乎保持不变，即人手还是那些。有时候上级部门还要问基层“借人”，在增加工作量N的同时减少基层处理能力M。

二是一些条线部门存在思维定式和懒政习惯。现在条线部门有一种思维习惯，所有工作都可以往基层派、所有指标都可以向基层下、所有数据都可以问基层要、所有材料都可以让基层写、所有人手都可以问基层借，给你派活还问你借人。

三是条块间存在对工作量感知度不一致的情况。有时条线部门认为我一年只往基层派了1件活，借了1个人，但是如果所有条线部门都是这个思维的话，那么所有工作量就要×N，所有借的人也要×N，条线部门只感受到本部门对基层的负担影响程度，而基层感受到的是所有上级条线部门对基层负担影响的总和，这就是负担感知度的不一致。因为派活的部门比以前多了，这个在条线感觉不到，只有作为全部负担总和的基层才能感受到。

四是中间环节层层加码与层层加急。本来最高一级布置的1件事情或1份材料，30天上报，在往下转一级的过程中，转送部门为体现自身的特点就对原有的工作内容进行增加，同时为确保报送的及时性，又将报送的时限提前。每转送一级或一个部门，工作内容都比原来增加而时间都比原来减少，中间转送的部门和级数越多，工作内容的增加和工作时限的减少就越多，最后导致最高一级本来给基层合理的工作任务和足够的完成时间，由于中间转送层级的层层加码和层层加急，最后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工作任务大大增加，而完成时间大大减少。

五是负担形式变了，但负担本质没有变。以前负担的形式主要是文和会，我们常说“文山会海”，现在“会”是少了，但是微信工作群多了，“文”是少了，但是各种工作类的公众号、APP多了，原来的开会布置变成了微信布置，贯彻落实文件变成了安装注册软件。当然，基层工作需要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时俱进，但运用不当也会给基层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六是“围着基层转≠在帮基层干”。有的是围着基层看，只考评调研分析总结宣传，不动手。有的是围着基层喊，只提要求派指标下任务抓进度，不动手。有的是围着基层要，要各种数据材料台账，不动手。看似很多人围着基层转，但是所有增加的人员、部门、资源都没有有效转化为基层工作效能的增加，从物理学上讲就是力不做功。

（当了这么多年记者，采访过许多基层干部，还是第一次听到基层干部这样融汇数学、物理学知识的高水平“吐槽”，不乏幽默，但更值得引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