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12月27日，未来论坛联合女科学家论坛，在2020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举办了“女科学家去哪儿了——科学伉俪专场”活动。女科学家论坛发起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对话四对科研伉俪：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董欣年&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小凡，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宋丹丹&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翟季冬，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闫浈&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吴建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联合博士后李文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博士后张哲，提供了多元视角来观照科研女性。

【男性科研工作者，在家做家务吗？】

在谈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话题时，王小凡表示，他一直认为妻子董欣年的事业与自己的事业是一样重要的，在生活上要互相帮助。“在家务上我们互相分担，欣年很会做饭，而我偏偏喜欢打扫，所以我们配合得特别好。欣年车开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都是一起出门，反倒有很多时间让我们讨论家事，或者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翟季冬说，“我和丹丹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孩上二年级，老二是女孩现在幼儿园中班。我比较擅长洗小孩衣服，而丹丹对教导孩子的事情更擅长，所以我们会有分工。因为都做老师，经常会赶进度，两个人相互理解，也会彼此分担。”

吴建平也谈到了与妻子闫浈在事业上的互帮互助，在生活中的优势互补。“她能力上特别出众，但是不太敢于往前迈出一步，我经常鼓励她要敢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最初打算在美国做至少三年的博士后，因为闫浈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我也做了一定牺牲，开始独立找工作，很幸运在西湖大学找到了教职。”

张哲也分享了家人间互帮互助的经历，“我们住在美国伯克利时，我每天起早坐车去学校，文斐负责接送孩子，所以她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会比我短，当我回家后我会负责做饭和陪孩子，这时候文斐就可以想想第二天的课题怎么安排，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课题上，弥补一些她在白天的付出。”

【女性科研工作者，对于生孩子怎么看？】

在闫浈看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至于生育这个问题，没有哪个时间是最好的。“生孩子没人能帮你，但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的。生孩子后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回头看，会觉得这个都能挺过来，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问题。”

董欣年认为，生孩子不是一个拖后腿的事情，反而是一个驱动力。很多人做了父母后责任心更强了，在实验室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家而做。“自古中国有句话叫成家立业，科学家也不例外，每个人潜力都非常大，只要你想做这个事，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多于一半的人是在我的实验室期间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他们都做得很好。生了孩子以后，做事情的动力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一生的期望，如果你期待既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即使是科研伉俪，也存在竞争关系吗？】

业界将两个学术人的结合所产生的竞争关系称为“双体问题”。宋丹丹认为，目前和丈夫翟季冬不存在竞争或负面影响，反而会有“队友”的感觉。因为自己会见贤思齐，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也要努力，有一个奋斗的榜样，彼此会互相鼓励，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育儿、家庭方面都是并肩作战的状态。

吴建平则坦言确实会面临潜在的竞争关系，“我和妻子闫浈的科研方向比较近，但不会因为这个而避免合作。除了共同的课题之外，我们也会侧重一些独立的课题，双方都有各自侧重的方向。”

董欣年则表示，丈夫王小凡会在资源上给予自己一些帮助。“小凡给我的支持，可能比我给他在研究上的支持更多，因为他社交圈比我大，我有时候跟他讲我实验上需要些什么，遇到了什么新问题，小凡都能找出他认识的朋友，我再打电话或写邮件过去，这样就能建立联系或向对方请教。”

【为何越到“高精尖”领域，女性就越少？】

在一些“高精尖”领域，女性的身影比较少见。针对这种现象，宋丹丹表示：“计算机领域一直是男性比例相对较高的专业，但从整体发展来讲，身边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女性同学，都做得很突出。而到后期尤其做到‘高精尖’状态的女性越来越少，可能是女性相对男性没有那么主动去争取，这需要社会能有更多女性的声音，像颜宁教授这样为大家发声并主动争取一些权益，这是一个向好的过程。”

李文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科研领域中，女性可能保守一些，如果觉得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可能会寻求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机会。”

颜宁认为，从能力角度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性别之间的系统差异。因此，女性科研工作者不要妄自菲薄。全社会也要更多地关注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的境遇，这也正是本场论坛举办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