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两年增设55家店，这家书店靠什么红遍全国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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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周武 2020-11-24 07:45

摘要：生活书店在抗战时期逆势崛起，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

1932年7月，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伊始，即以“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为宗旨，出版发行了大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尤其是，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战时状态下，生活书店逆势而为、快速崛起，成为抗战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

「图书生产能力不减反增」

生活书店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大。除上海总店外，仅设汉口、广州两个分店以及香港的安生书店。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生活书店总店内迁汉口，武汉沦陷后再迁重庆。在邹韬奋、徐伯昕的主持下，生活书店及时调整出版方针，竭尽所能为全面抗战服务。不到两年时间，便相继在大后方和东南亚设立55家分店和支店，快速建立起全国性发行网络，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

生活出版合作社组织系统图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对邹韬奋说“全中国出版家有成绩者仅尔我两家”，并表示“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

生活书店的崛起，堪称抗战时期的出版奇迹。它之所以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异军突起，与总店内迁后仍自觉依托上海强大的印刷出版能力大有关系，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暗助和支撑密不可分。

生活书店总店内迁后，上海遂由总店变为分店，仅留王泰雷、黄晓萍等少数几人坚守“孤岛”。内地业务的大幅拓展，意味着对战时读物的需求激增，而“内地造货成本飞速地加重，印刷、纸张等条件愈益困难”，就使得生活书店更加仰赖上海的印刷能力。因此，上海分店的图书出版能力不减反增。

徐伯昕在1939年8月12日出版的《店务通讯》第60号发文称：我店在上海的工作，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把重心移向内地，但并没有把这十余年来建立起的文化根据地轻易放弃，更没有忘掉历年来爱护我们事业的留在“孤岛”上的许多读者。同时，我们也估计到我店在敌人的威胁下，免不了要受到日本强盗的残暴摧毁，所以早就做了有效的准备。但在这整整二周年的抗战期间，在“孤岛”已不知受到了多少次的严重压迫，我们不但不停顿，更在增强力量。当然，物质的损失，为数已属不小。而我们在“孤岛”上的战士的艰苦奋斗，也是值得敬佩的。

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头广告

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不但人少，而且处境险恶，1938年开始不得不分三部分转入地下：一是在福州路378号开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二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楼以“时雍申庄”名义进行出版工作；三是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8号秘密办公。

但相比于内地，“孤岛”时期的上海还是有一些独特优势。比如，因众多出版机构内迁，印刷业陷于休业状态，排印和装订工价都跌到了最低纪录，“纸张虽没有新货进口，也是价格停滞”。

徐伯昕曾对上海与香港、桂林、重庆四地的造货成本做过比较，发现上海优势明显———单就印刷、纸张的成本而论，假定一本书在上海的造货成本为100元，香港需要168元，桂林330元，重庆448元。同时，上海不仅造货成本低，而且运出来的成本也最低。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人员积极抢救财物。

由此，徐伯昕得出结论：加强上海的造货，但所发稿件以不妨碍当地环境为原则；适量扩展香港造货能力，使不适宜于上海或为内地印刷条件所限制的出版品得以供应；加强运输站，使桂林不必要的造货也能移出去，以减轻成本；畅销货和常销货补充仍由总处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能力做有计划分配，归上海印造供给。

据统计，仅1939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新书和重版书就达123种，其中初版至少57种，且绝大多数为抗战读物和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读物。

比如，《辩证认识论》《资本主义》《什么是统一战线》《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研习资本论入门》《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通信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论〈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增订本》。

又如，《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辩证法唯物论回答》《苏联的民主》《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科学历史观教程》《新妇女论》《中国工人运动史》《抗战中的中国丛刊：鲁闽风云》。

「向大后方发行进步书籍」

以上海为造货中心虽有优势，但如何将印好的书籍运往内地发售是一个棘手问题。

抗战前，上海出版业的优势地位是靠无远弗届的庞大发行网络支撑起来的。这个发行网络不仅覆盖全国，而且远及东南亚，甚至在旧金山、纽约也有销售网点。抗战爆发后，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东南沦陷，华中沦陷，最后东南亚沦陷，这一庞大的发行网络被切割和肢解了，跨区域的统一市场不复存在。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不久，日军即占据世界书局在虹口的总厂，筹组为华中印书局，兼管日占区的出版业，并负责教科书承印。南京伪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商务、中华和世界等书局的中小学课本进行删改，并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所谓新教材。

在此大背景下，浦东塘东小学即因“仍读中华书局出版之国语常识课本”，校长张文豪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其他“非法”读物，更在严厉查禁之列，如1942年1月伪水巡队一次即查禁浦江崇明船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斯大林与文化》《在德国女牢中》《未来的欧洲大战》等“共产书籍”29捆，约2000本。

与之相应，生活书店的出版发行不仅随时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监视、警告、限制，而且还要面对日伪势力的渗透、干预、查封和伺机迫害。如何突破重重封锁线向大后方发行进步抗战书籍？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暗助与支撑。

1939年6月，生活书店为前线战士撰写慰劳信并组织竞赛，黄宝珣一组以642封获首奖。

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名义上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机构，但其主要组织成员如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均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或者本人即是中共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在擘画新中国出版事业蓝图时，一度拟将三联书店（其前身为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改为国营最大书店，可见生活书店与中共的密切关系。

徐伯昕回忆，1940年秋季，“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驻沪办事处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由于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因而苏北根据地出版工作坚持时间持久”。正因为有中共力量的支撑，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不但在苏北创立大众书店，通过地下渠道将书籍发往全国各地，而且还有计划地在上海成立商行来敷补经济问题。

1939年4月，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届理事会会议上提出新的业务方针和工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