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是我国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庆丰收、迎小康”。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三农工作。今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使粮食问题受到全球关注，也检验着中国的粮食安全。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果断指出“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六保”任务，其中一条就是“保粮食能源安全”，始终“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批示。

目前，全国小麦、稻谷库存量大体相当于全国居民一年的消费量，谷物库存消费比远高于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中国人真正把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面向未来，中国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粮食安全尤为重要。这不仅事关14亿人的口粮，更是战略资源领域全局安全、系统安全的集中反映，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因此，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议题。

强化“从田间到餐桌”的系统治理

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FAO提出“粮食安全”的命题以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延伸，从世界到国家、再到家庭粮食安全；从数量到质量，再到粮食消费安全、粮食可持续安全。近年来，又从保障粮食充足向改善营养转变，提出实现粮食体系转型，保障人人享有经济型健康膳食。正因为粮食安全涵盖“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所以粮食安全治理应凸显辩证思维，从重点关注生产拓展到关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

一是在粮食供给上，运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立足国内和适度进口的关系。由于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因此要集中力量把粮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口粮（主要指小麦、稻谷）和谷物（主要指小麦、稻谷、玉米）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谷物自给率超过97%，口粮自给率超过100%。2001年至2018年我国年均进口的粮食总量中，稻谷和小麦品种合计占比不足6%，进口主要用于品种调剂。另一方面，为保证主粮生产，不可避免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些其他品种。以2019年为例，我国谷物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3.4%，进口较多的是大豆、玉米、大麦、高粱、DDGS（玉米蛋白饲料）、木薯等非口粮品种。要坚持进口那些主要是国内资源生产满足不了，或为土地等资源休养生息不得不进口的短缺粮食品种。因此，只要把握适当比例，做到进口来源多元化，就能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

二是在粮食储备上，建立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处理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藏粮于仓的关系。强调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并不意味着粮食储备不重要，藏粮于仓是增强防范化解市场风险、服务宏观调控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藏粮于仓的策略，应该看到国家粮食储备适当多储一点、多花一点钱，安全系数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也要讲性价比、讲效率效益。2019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下一步，在优化储备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确保“大国粮仓”储备粮数量实、质量好、调得动、用得上。

三是在粮食流通上，优化粮食市场规模和布局，处理好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关系。由于我国粮食生产将继续向核心产区集中，跨区域粮食流通量将进一步增加，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有必要更多运用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强建设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粮食批发市场；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流转顺畅、安全高效的粮食物流体系；构建配送、供应网络功能完备的粮食零售市场网络体系，确保粮油及时投放到终端消费市场。

四是在粮食消费上，减少生产、流通、加工和餐饮环节上的浪费，处理好重农抓粮和开源节流的关系。据央视新闻报道，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于粮食总产量的6%。近年来，由于技术装备进步，粮食产后损失浪费有所减少，但餐桌的消费环节浪费惊人。《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有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批评餐饮浪费，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每个家庭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树立粮食安全的底线意识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量还将呈刚性增长趋势。为此，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首先，坚守耕地红线不能突破，确保农地农用。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是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没有耕地，就没有口粮。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防止各种名目下出现耕地占补平衡中的补充数量不到位、质量不到位问题。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要坚持农地农用，警惕土地流转中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下乡改变农地用途的“非粮化”行为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坚守农民利益不能受损，防止谷贱伤农。应当认识到，家庭经营在相当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力量，种粮利润低会导致农民增强土地抛荒撂荒意愿，或农地经营“非粮化”。因此，要调动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走质量兴农之路，大力提高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帮助小农和市场对接，突出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让种粮农民有利可图；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以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取向，增强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弹性和灵活性，形成价格低时补生产者、价格高时补低收入消费者的机制。

再次，坚守“舌尖上的安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一方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水平。在产出环节就要切实确保环境安全，减少不必要的农药化肥使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防治重金属污染，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让受损的耕地和水资源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加强节约粮食工作，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最后，坚守进口安全，保护物种安全，严防被“卡脖子”。当今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4家跨国公司（业内称之为“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其中三家来自农业强国美国。因此，我国既要大力发展育种制种业，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也要借鉴国际大粮商做法，打造中国的国际大粮商。

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从中央到地方，从主产区到主销区，从生产者、经营者到消费者，从政府、市场到社会，都是粮食安全治理主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党中央擘画战略、做好顶层设计，中央政府制定好粮食价格形成制度、收储制度和补贴制度，强化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树立大局意识，担实主体责任，无论是主产区还是主销区，都要坚决贯彻“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切实保护耕地，守住耕地红线，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力和应急加工能力建设；同时，运用法律、市场、行政手段和社会力量，推动种粮农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生产、流通、加工、销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共同担起维护粮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2020年底，我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天下苍生俱饱暖”的愿景不再是空中楼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加强粮食安全的系统治理，树立粮食安全的红线意识，不断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经济与工商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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