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精英阶层对中国问题无疑很敏感——近日媒体报道，牛津大学有一个藏书中心，里面关于中国的藏书有接近25万册，全部是汉语的。但形成反差的是，在当地的书店里，却找不到汉语的中国书——也就是说，市场没有反应。而藏书中心这20多万册汉语图书，作者大多数是境外人士，中国大陆作者的著作很少。（见2016年第19期《瞭望东方周刊》）

上述材料无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国外对中国图书及其背后承载的中国文化，需求是巨大的。然而，我们满足这个需求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国外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说到底就是要透过图书增进对中国全方位的了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而有人在一本《警察官录取考试习题集——日本公务员考试2008年版》中发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其考试内容中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西方世界很有兴趣。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对接这个兴趣，讲好我们的故事、传播我们的经验和历史？显然，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载体，图书的“供给侧改革”正逢其时。

中国图书要“走出去”，且要走得顺畅、走得稳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包括作者、译者、跨国经营者等在内的人才队伍。培养人才，我们必须有新的眼光、新的胸襟、新的手段。这方面，我们亟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不求所有，但就所用”的理念，来引进一些愿意站在客观公正立场，用公平视角来聚焦中国发展、诠释中国价值的外国友人，通过他们实事求是的采访来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

今年，英国BBC2频道于2月14日至16日播出纪录片《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引发收视热潮。该片以英国人的眼光来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可谓西方媒体对中国春节的一次集中深入解读，成为又一次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引入英国新闻媒体人才来华拍摄采访，电视可以这样运作，图书策划创作何以不能“引进国外人才”？其实，斯诺及其《西行漫记》，不就早开了先例，且增进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了解？

图书要“走出去”，除了做到精心翻译，关键是要建桥梁、搭平台，确保这些图书在国外不受冷落，并能一炮打响。建桥梁、搭平台，手段多种多样，可以独立建公司，也可以到国外去收购，甚至可以与国外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公司合作，只要有利于掌握主动权，大可遵循“怎么好就怎么来”的原则进行。

前不久，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与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签署战略投资合作计划，通过注资收购这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从而来更多地掌握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动权。须知道，这家以文学出版为主业的法国出版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王安忆、余华、阿来、苏童、韩少功、毕飞宇、迟子建、格非等一批中国实力派中生代作家作品，都曾通过该出版社翻译输出，并进入西方主流书店销售。最近他们的战略合作还将从出版延伸到创作领域，包括在出版社所在地普罗旺斯设立中国作家创作基地，为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在海外写作的环境。其良好的后续放大效应，是指日可待的。

创新环境营造，还意味着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为图书“走出去”创设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富吸引力的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机制。比如，要建立一支数量足够、质量稳定的译者队伍，尤其要通过大专院校补上小语种翻译者空白和不足的短板，使图书翻译能够均衡化；比如，要出台专门的优惠政策，鼓励图书出版业大胆“走出去”，在国外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比如，要创新图书表达的方式，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以提高图书传播的合力；比如，要强化培训支撑，实行多轮驱动，让作者和译者“对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代表性人物、代表性思想有较好的了解，可以流畅地理解国际同行的概念框架，运用国际化通用语言”来叙写展现真实的中国，同时也让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人员能够更娴熟地适应和学会与国外业内人士打交道，从而为更多国内同行提供“可延伸、可扩展、可持续、可复制”的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增强图书“走出去”的速度和效度，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也只有先行借助图书“走出去”的经验，并从“对象国的历史入手，找到其文化中和中华文化相通的地方，找准突破口”， 进而拓宽提升文化整体“走出去”的路子，也才能让外国人更好了解并进而认同中国价值、中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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