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英语老师刘伶利患癌症被开除，最终含恨去世。在持续的舆论压力下，8月22日，院方决定恢复刘伶利劳动关系，补偿工资及抚恤金；该学院人事处处长江雪芸被停职检查。

看上去，舆论和道义又一次胜利了。然而，然后呢？

谁来兜底

跟感冒发烧、小毛小病不同，一场重病大病，医疗费用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甚至数以百万计之巨。有多少家庭，承担得起如此沉重的财务压力？

很少家庭承担得起。结果就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不断出现。幸运一些的家属还能诉诸媒体向社会求救，不幸的甚至只能放弃治疗。

家庭难以承担，单位能够承担吗？同样很难。就在刘伶利被开除的消息传出前，华为也被曝解聘了患有罕见恶性肿瘤的员工魏延政——当然，比之兰州交大文博学院的公然违法，华为的解聘在法律上无可指摘。

但无论是非法开除还是“合法开除”，两家单位都遭受了舆论的激烈批评。然而，道义的愤慨不能改变客观的现实，即很多用人单位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员工的重大病医疗开支，哪怕有心救助，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道德愤慨者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员工罹患的重大病跟工作毫无关联，却强制用人单位承担医治义务，这种要求既缺乏法理基础，在现实中也容易造成坏结果——背上沉重财务包袱的用人单位，其自身生存也要大受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几个患重大病的职工，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

于是，很多人想到了政府，希望政府来兜底。但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337万癌症病人（注意，仅仅是每年新增数），以每个病人医疗费用30万元计，总共需要约1万亿元。而201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1.23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预算投入，仅能承担当年新增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

你说，政府能兜住这个底吗？

全民共担？

既然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国家都难以承担重大病的医疗费用，那应该怎么办？

有人提出放弃治疗。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重大病人和家属做出了这个无奈选择。但如果从社会层面、从公共政策层面上，主张对重大病患者放弃治疗，其造成的生命伦理和公共道德伤害，更将难以估量。

通过医疗保险来分散财务风险，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呈现出极度的不平衡状态。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部人口中，70%的健康人群仅需要10%的医疗资源，20%的常见病多发病人群仅需要20%的医疗资源，而10%的重病大病人群则需要70%的医疗资源。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医疗财务风险，必须通过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

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最大限度的多数人口，最好是全部人口，共同分担10%重病大病人群的医疗费用。

可能马上有人说，这不公平：凭什么要90%不患重大病的人口，去分担10%重大病人口的医疗费用？但其实这10%的重大疾病人口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并不是明确的某一群人。这个群体是随机的、动态的，谁都有可能成为这10%的一员——正如魏延政是华为的高管，刘伶利是高校的普通教师，最终他们都成了癌症患者。同理，其他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种身份的人，都无法杜绝患重大疾病的可能性。

因而，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100%的人口分担10%的人口的财务风险，其实是公平的。如果建立了这样的风险分担机制，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就不会成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致命打击，而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分担。

治标治本？

不过，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固然可以挽救个人和家庭免于灭顶之灾，却“羊毛出在羊身上”，整体社会的财务负担并没有减轻。如果重病大病高发，其昂贵的医疗开支最终会让社会难承其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要变“重治疗”为“重预防”，广泛深入干预国民生活方式，减少重病大病的发生概率。

近年来，重病大病高发成为社会各界普通关切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肿瘤癌症等重大疾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个人、家庭、财政和全社会沉重的经济压力。如果慢性病和重大疾病高发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医院为主体的疾病治疗供给体系，以财政投入、个人自费和医保为主体医疗卫生筹资体系，最终都难以满足全社会迅猛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上医治未病”。慢性病、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法复杂、成本高昂、疗效并不显著。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防止疾病的发生。

慢性病、癌症成因复杂，但普遍认为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健康的生活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教育，更需要培养。既然医院治疗体系难以应对重大疾病高发的挑战，那么就应该重点开辟“预防”这个健康新战线。通过广泛深入的生活方式干预，帮助国民从饮食、运动、社交、睡眠、精神等方面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机率，才能切实减少刘伶利、魏延政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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