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言辞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毛传：“辑，和；洽，合；怿，说（悦）；莫，定也。”这句诗的意思是言辞和顺，百姓就融洽和睦；言辞动听，百姓就安宁悦生。关于言辞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抑》也说：“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告诫人们言语不可不慎重。据《论语·子路》记载，鲁定公曾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丧邦，有诸？”“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固然言过其实，但言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事关国家政事更应该用词严谨。《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一份完善的命令出炉，竟然需要那么多人为之呕心沥血！先秦时期人们对言辞的重视，《说苑·善说》用一段话进行了归纳总结：“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内心的想法被称作“志”，有时也称作“意”。《庄子·外物》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人的语言能力有高有低，很多人有“言不尽意”的人生体验。《周易·系辞上》引孔子之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为此圣人不得不“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表情达意，情和意都可以凭借言辞进行传达。曹植《洛神赋》：“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其中的“诚素”就是情愫。情意既可以借助言辞通达对方，也可以借助其他方式——比如玉佩。但在人类掌握语言后，交流沟通主要依靠语言来进行。情意就象灵魂一样，凭附在言辞之上，经人接听然后为人理解。或者可以这样说，言是车驾，情意就是车上的货物，从此地载到彼地。在生活中，语言是表情达意最便捷和最常用的方式。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辞达而已矣。”在孔子看来，说话最重要的是将内心的想法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对方。在《周易·文言传》中，孔子提到了“修辞立其诚”，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意，对自己的言辞要切实负责。“修辞立其诚”要求说话者怀真诚之心，从心灵深处发声音，讲真话。孔子还说过“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的话，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为了精准地表情达意，有必要对“言”进行修饰，但“文以足言”，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一简“文亡隐言”，意思是“文”不要起到遮蔽言辞的负面作用，强调的也是对“言”的修饰不能过分。《论语·季氏》记载孔子之言：“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以《诗》授徒，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孔子重视言辞，孔门四科中就有“言语”一科。但孔子反对巧言，认为“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声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修饰过甚会给人诚意不足的印象。在孔子的学生当中，宰予、子贡都善言辞，但孔子对他们都有严厉的批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论语》记载宰予的地方有两处，一见于《阳货》，宰予与孔子辩“三年之丧”，孔子称“予之不仁也”。一见于《公冶长》，宰予昼寝，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后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宰予言行不一，让孔子非常不满意。

孔子一方面重视“言”的作用，另一方面反对对“言”进行过分修饰。然而，现实却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如果既不能像祝鮀那样能言善辩，又没有宋国公子朝的美貌，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容貌是天生的，言语则可以习得。春秋之后，善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君子必辩。”（《荀子·非相》）辩必文其言，文其言则难免过其实，有伤“修辞立其诚”之初衷。尤其是那些纵横家们，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史记·苏秦列传》）。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厉，铺张夸饰，务必出奇制胜，决胜千里，形成的文字固然令人拍案叫绝，但也背离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吕叔湘先生将语言分为“口语”和“笔语”。“文”在先秦时期的“口语”和“笔语”中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横家们的言谈风气极大地影响了先秦诸子的著述，各种言说技巧被运用到著书立说当中，大大增加了诸子散文的可读性。然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却指出：“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先秦诸子竞逞口舌之辩的书写方法，引起了一些人对以文害辞的担忧和警惕。《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反对对“言”进行修饰，认为修饰会对“言”所承载的志意产生伤害。在言文关系方面，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辩证的，老子则显得相当偏激。在诸子散文中，《墨子》一书最乏文采，这当然与其“非乐”思想有关。在墨子看来，“文”与“乐”一样，因为不切实用所以不被重视。韩非对《墨子》一书之所以缺乏文采却是这样看待的：“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值），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深恐人们“览其文而忘其用”，所以又特意讲了“买椟还珠”和“秦伯嫁女”两个寓言来说明“以文害用”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