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为“两山”理念）15周年。“两山”理念从孕育、诞生、发展、完善和走向成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在“两山”理念中，总书记实际阐释了对绿色发展认识的三个阶段：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代价是不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承受力；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寻求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和谐；绿水青山引来金山银山，生态优势就是经济优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两山”理念改变了工业文明传统模式下价值观的局限，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至一定阶段的演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新时代的理论光辉。

从余村变化看“两山”理念的重要价值

回到15年前的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那时的乡亲们“靠山吃山”，依靠矿石开采为生，村民们靠着开山采矿鼓了腰包。可山体遭到破坏，水和空气受到污染，灰尘常年漫天，生活状态苦不堪言。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到此地考察，当听说余村关停了污染环境的矿山，开始搞生态旅游，打算让村民借景生财时，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经过15年的发展，余村通过对矿山复垦还绿，发展白茶、民宿，打造田园观光区，村子逐渐富裕了起来。2019年，余村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796亿元，接待游客9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从2015年的91万元增至521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相应增至49598元。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更新等一系列“大文章”都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中逐一实现。今年3月30日，总书记再访余村，看到余村的历史蜕变和可喜成绩，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在现实中摸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余村的巨大变化，就是“两山”理念内涵的外化表现，其本质就是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打破了“大力保护‘绿水青山’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短视理解，丰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态化”内涵，对实现“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不仅余村，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浙江富阳、山东威海、吉林梨树、陕西秦岭等，一系列案例都在生动实践“两山”理念。通过“两山”转化，我们将生态要素通过加工、包装、流通转化为生态产品，这种“产品化”的过程就是对自然资源“稀缺性”的价值化过程。通过生态产品的产权界定，所有权、使用权的厘清和分离，使其具备了“资产”的属性，进而通过交易、流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定位，所有权地或人获得了财产性收入，促进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这对于我国往往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深度贫困地区解决脱贫问题，提供了可操作性。

如何将“绿水青山”型资源环境要素向“金山银山”型资产转换

基于各种现实案例，如何将“绿水青山”型资源环境要素向“金山银山”型资产转换，至少可从五个层面进行阐释。

第一，要对“自然资源资产”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和科学分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由人而非自然界所决定的，那些没有得到利用的自然资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人类社会认知和技术所限，暂时没有被利用。故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从广义视角看，包括了其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属性，比如石油、土地、矿山、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要素，会给人类直接的经济回报，会直接激励人类着重保护和高效利用。而优美环境提供的美感、旅游胜地的愉悦感和历史文化价值等便是自然资源存在的非经济价值，或可称为“未被发掘价值”，这类价值无法迅速量化，不能即刻带来“看得见”的报酬，这部分自然资源的价值不能带来“持续的现金流”，但却不能被忽视。只有从广义层面进行界定和保护，才能完整描摹出自然生态的全貌，才能将自然生态的系统性特征如实反映。与农副产品、工业用品、服务产品一样，生态产品也有供给使用、精神服务、生态调节的作用，如清香可口的天然饮用水、无污染少农药的农产品、科学价值丰富的中药材等。生态系统本身又有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等作用，进入生态空间的人们，能进行艺术创作、观光旅游、生态民宿等活动，这是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的回报。准确识别“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并科学分类，是实现生态要素价值的首要前提。也唯有进行“资产”概念的拓展，才有利于激发企业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帮助政府更好引导社会实施更精准的保护，更快凝聚“绿色”共识。

第二，需对自然资源进行多维度确权。自然资源产权的明晰问题，需要站在时空的维度中解决。由于历史原因，政府一度将如煤矿、森林、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国有企业，这种使用权利的过渡，混淆了该自然资源产权的归属，再想厘清难度较大。由于企业的逐利性，资源使用因为利润的诱惑而造成过度攫取，但自然资源资产的审计对象又是各级政府，于是，自然资源的受益方和责任方并不统一，造成事实上的产权不明，这种不明确又极易形成“反作用力”，使得各地方的企业和政府一哄而上“搭便车”，受害的是自然资源本身。因此，应对确权的对象和确权的主体进行明晰，而参与确权的团队宜涵盖经济、历史、地理、环保、生态、法律、行政学等多学科，以保证确权更加科学。

第三，自然资源的价值评估。生态产品的价值评估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环节。生态产品的价值除了自身的使用价值，还包括其“正外部性”产生的衍生价值。评估方法包括价格意愿法、重置价格法、市场替换法等，但均存在科学性争议。现较为普遍的是进行“实物量”统计核算，即对区域内的可固化的要素，如森林、草原、农田等进行分门别类，形成地方的自然资源统计表，之后再进行价值评估。但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才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保证。通过评估资源价值，使得资源环境和货币资金、高新技术，甚至法规制度一样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在资源集约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倒逼”技术、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自然资源会发挥与社会资本或人力资本相似功能的无形作用。

第四，保持自然资源的“市场态”。如果说进行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是为了“摸清家底”，那么保持自然资源的“市场态”则是为了强化资源的科学配置，即给予自然资源始终可市场化的状态，进而保障使用者、交易者、消费者能够审慎地对待自然资源。通过自然资源的“市场态”，将其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都计算好，通过构建适当的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自然资源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的路径，可更好地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建立碳排放权市场、排污权市场、水资源交易市场等，都是为了更好地纠正粗放的发展方式。而针对类似美感、愉悦感等不易量化的价值，则需要拓展多元化路径，这是值得创新的方向。同时，保持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现在进行中的绿色金融就是很好的方向，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针对绿色产业的PE/VC、建立的环境气候基金、流域生态补偿等。

第五，生态价值的普惠机制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百姓心中都有一个宜居宜业的“美丽中国”梦想，这种“获得感”需要依靠普惠机制构建来实现，而该机制的形成包括治理参与和城乡享有两方面内容。通过对国外环境政策研究可以发现，其重心在于“用怎样的规则保护环境”，着重于“规则意识”的培育，而不是仅仅提出“规则内容”。这种“规则意识”的培育可以帮助公众融入环境治理中，沉淀为个人意识，再配合日常环境教育的普及、环境知识的宣传，培育环境保护的土壤，这样会帮助大家更好地审视自然生态，让每一个最终享受自然环境的人也成为保护者、管理者，这样的“获得感”更加个性化。同时，以往的环保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城镇污染向农村扩散趋势有所加剧。农村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城镇人口也有回流趋势，加快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培育基层群众参与环境治理、创新乡村治理模式，通过绿水青山引来人流，聚起“人气”，还将促进扶贫工作模式的多样化，从而实现“两山”兼收。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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