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电商平台拼多多研究新农业领域。拼多多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这几年来带动着整个电商行业慢慢进入农业、改变农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消费，我对此感触很深。

那是2016年夏天，我们飞到云南会理考察石榴。会理是中国最知名的石榴产地之一，田间的收购价是每斤1.5元，而在上海，这批石榴的零售价是六七元一斤。

石榴还是那些石榴，但从田间到城市就有了四五倍的差价。过去很多人会抱怨：农民们赚得少，消费者却买得越来越贵。我们当时想，如果田边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播种也懂电商，能把农产品搬到网上卖，是不是就会好很多？

目前，平台已经有了将近9万名年轻的新农人，他们有电商的技能和经验，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截至2020年6月30日，拼多多平台上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年销售额达到2182亿元。

整合消费需求，农民就有了新机会

过去，消费者觉得农产品价格高，是因为农户规模小、分散经营，70%的流通依靠中间环节。

过去，田间地头的洋葱要经过层层分销才能到达消费者。

以云南蒙自的洋葱为例，代办们先去田间地头收货，再卖到大批发市场，经过层层分销，最后到达消费者。中间至少经过六个环节，每个环节稍微加点价，落到消费者手里可能就涨了好几倍。

我们到蒙自去考察的时候，漫山遍野紫色的洋葱一两元钱就能买一麻袋。这时候，如果有个人把洋葱搬到卡车上，再用快递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就能既赚钱、又助农。

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一直没人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找不到消费者。长期以来，上网买农产品不是主流消费场景，很多消费者是路上顺手买，不会下单等两三天后再吃。消费需求无法聚集起来，又缺乏线上场景，就导致前端生产者很难去组织生产和销售。

我们找到的办法，是通过拼团模式和算法推荐，去实现消费需求的“整合”。比如一个用户想要吃一种水果，会在拼多多上分享给同样喜欢的朋友拼单，社交拼团就实现了“人找人”，把偶然的、零散的需求给聚集起来了，引导消费者进行“半计划消费”。

通过拼团模式和算法推荐，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

在供应链端，我们建立了一套农货中央处理系统，把全国各产区的水果信息输入进去，哪个地方的水果快要上市了、保鲜期多长、产量如何，会有实时的监控和运算。举个例子，丹东的草莓可能近期快要上市了，我们会在草莓上市前一周，就给平台上喜欢草莓的用户去做推荐，引导拼团购买。平台上的草莓商家们早早就收到了这些需求信息，可以提前规划生产、准备发货。

疫情下直播卖货的兴起，更为农产品销售打开了一扇“窗”。如今许多会理的农民在拼多多上开了直播间，直接向消费者展示削开的石榴，直播间里的销量价是是每斤两三元。比起此前1.5元的田间收购价，农民们的收入明显提高，而消费者的购买价也大大降低，这就是农产品网络上行带来的改变。

返乡新农人越多，农业才能更现代化

拼多多上有一家云南蒙自的水果店铺，店主是一名39岁的退伍军人，名叫李跃。2016年，他在拼多多上创业开店，成为了平台上数万名新农人之一。一年下来，他卖的洋葱、火龙果等农产品始终占据该品类销售榜之首，第二年销售额就突破了9000万。现在，李跃已经建了数千平方米的厂房和1000多立方米的冷库，带动了大量当地农民就业增收，在李跃带动下，蒙自发展起了2000多家农货电商公司。

农民们开通直播间，直接和消费者面对面。

过去很多年轻人觉得做农业没前途，但是随着这些新农人出现，他们看到了身边的案例，也开始主动去拥抱互联网。返乡的人才越来越多，社会参与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力量也越来越多。从人才、生产、技术、资金到组织形态创新，大家都在尝试新的机会。

去年“双十一”期间，我们很荣幸受到中国工程院邀请，在澜沧共同开设了首期电商扶贫班。此外，云南农科院也和拼多多合作，主动在文山帮助当地农户来制定雪莲果的种植标准、进行技术扶贫。

长期驻扎在澜沧扶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第一次参与拼多多直播。

在此之前，拼多多在陕西省平利县捐助了52万元，帮助当地建起了“多多农园”。当地新农人王秀梅与51户种植绞股蓝的贫困户农民都成为了股东，他们除了可以通过合作社在拼多多上出售产品获得收入外，还可以享受经营分红，共享农产品上行的全产业利润。半年时间，就有社员通过合作社在拼多多卖绞股蓝分红了3万多元，还不包括整体利润分红，切切实实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新农人王秀梅。

这些案例，每时每刻都在乡村发生着。在政策引导下，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进入农村，带来了农村的改变。我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互联网增产增收，也能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国产的优质水果，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本文作者系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栾吟之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