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晚清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也是辛亥革命的领袖和先驱。然而，如果没有当年恩师梁鼎芬放他一马，恐怕整个民国历史都会改写。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自幼有“神童”之誉。此人21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因上疏弹劾李鸿章，得罪慈禧，以妄劾罪降五级，并贬出京，前往广州。后成为张之洞幕僚。张创办两湖书院，梁被聘为书院院长，黄兴就是在此期间成为梁学生的。

梁、黄二人，虽为师生，但政治立场、观点迥然不同：梁尽管曾被贬，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决心始终顽固不化。而黄兴是坚定的革命家，一生奔走革命，尽管与孙中山在某些事情上看法不一致（比如1906年冬，孙、黄为选择国旗一事曾发生严重冲突），但并不影响黄兴拥护孙中山。甚至在章太炎等人因孙中山在接受日本人资助，欲倒孙拥黄时，黄兴坚不接受，并力劝大家同心同德，拥戴孙中山。梁启超因此赞誉黄兴，谓“有民国斯人其人”。

这样的一对师生，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当黄兴遭到清政府通缉，困境之下寻找援助的对象，居然是政治立场、观点已日趋与自己相左的梁鼎芬。而昔日恩师的决定也和黄兴的预期相符——放过了他，还施予了援手。

梁鼎芬放黄兴一事，见于《凌宵一士随笔》，昔日的两湖书院院长时任湖北按察使，那天深夜，梁鼎芬家里突然闯来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即是从两湖书院学成出去的黄兴。黄兴当年就因其“能文工书”深得梁鼎芬器重和赏识，以至“恒以国士目之”。所以当湖广总督张之洞打算派人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时，梁鼎芬毫不犹豫推荐了黄兴，并得到张之洞认可。

令张之洞、梁鼎芬始料不及的是，后来成为清王朝“掘墓人”骨干的黄兴，那次日本之行，除了考察日本学务外，最大收获就是“其革命之思想即基于斯时”。黄兴回国以后，即“致力革命事业”，并很快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屡屡领导策划反清行动。

黄兴之所以会冒险求助于梁鼎芬，是因为此前领导策划广州起义失败，他被清政府通缉，自知待在国内十分危险，因此想前往日本，一来可暂时避过清政府通缉，二来那里毕竟有革命同志，可以在那里筹措下一步行动。然而前往日本需要钱，这正是黄兴眼下所缺的。以他当下的险恶处境，找谁谁危险，找谁谁为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黄兴想到了梁鼎芬。以他对梁的思想及性格的了解，即使梁不愿帮助他，也不致于会出卖他。于是，这对昔日师生就这样面对面坐在了一起。

看着眼前这位曾经器重和赏识的学生，梁鼎芬先是指责黄兴辜负了昔日的教诲和期望，接着又试图说服黄兴，“称颂大清功德，劝其（黄兴）改节”，并表示，只要黄兴洗心革面，从此向着朝廷，他会去向朝廷陈情。

不过黄兴还是让梁鼎芬失望了，他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既已许身革命，万无易节之理。今日至此，生死惟命。”，“种（民）族大义，革命原理。复谓察民心国势，清运将终，师盍亦早自为计乎”。这分明是学生在给老师上政治课，还要提醒昔日恩师，要为自己今后出路着想。

梁鼎芬只得长叹一声，说，“士各有志，余亦不再费词。从此子为子之革（命）党，余为余之大清忠臣，各行其是可也。” 于是黄兴告别了梁鼎芬，离开湖北。两天后，梁鼎芬才向湖北全境发出通告：“风闻革命党首黄兴，潜来鄂境，应严缉务获。”此时黄兴早已远离湖北。

梁鼎芬一生，曾先后上疏弹劾李鸿章和袁世凯，若再联系他对黄兴的态度，不少人会由此肯定他在政治上的正直立场。但历史人物的性格从来不会这么简单。

事实上，他曾根据张之洞授意，暗中干预、压制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倡言民权与改革；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时，梁主张向“两宫”进呈方物，以此获慈禧好感。日后果然受到“两宫”召见，提升了官阶；到1903年，当拒俄、拒法浪潮波及湖北，两湖高等学堂（即前两湖书院）部分学生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时，还遭到梁鼎芬阻挠，梁放话“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甚至开除停课演说的拒俄派学生。

纵观梁鼎芬一生行事，其实更接近于一介投机文人，甚至就是一个迂腐夫子。如梁在光绪入葬时，曾坐在地宫里想给光绪陪葬；见此不成，又执意要为光绪守陵三年，每天扛着锄头给墓地莳草种树。1916年梁当上废帝溥仪师傅后，抱着有朝一日做复辟王朝功臣的幻想，受命在毓庆宫行走，每日一丝不苟地为溥仪撰写“起居注”，还在侍讲日记里吹捧溥仪“真英主也”；在张勋复辟闹剧中，梁又抱病前往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归政清朝……

所以，梁鼎芬之所以放走黄兴，无非是他认同儒家传统师生伦理道德的体现罢了。然而，即便在他的恩师、即于他有“提携”之恩的张之洞面前，他也表现出了投机的一面。

张之洞是饱学之士，喜欢和读书人交往，遇到梁鼎芬，自然喜不自禁。张之洞随意提及自己刚读过的书，梁均能侃侃道来。其实，梁鼎芬此前已买通张之洞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张之洞的读书情报，然后有的放矢做足功课再去见张之洞，使张之洞认为梁鼎芬“学问如此渊博，重信不疑”，从而“延为宾客”。

粱追随张之洞长达15年之久，从广州到南京再到武汉，成为张之洞最得力的幕僚之一。《凌宵一士随笔》记载，“张之洞督鄂时，于属官最倚信者，一文一武，文为梁鼎芬，武则张彪也。”后来梁鼎芬官至武昌知府，张之洞向朝廷力荐梁鼎芬担任封疆大吏，在奕劻和袁世凯那里碰了壁，张之洞还深感遗憾。

然而，梁鼎芬最后还是与张之洞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和张分道扬镳。这与此时出现在他身边的一个人物极有关系，此人即是端方。

据记载，“端方督楚两年，贿赂公行，畅所欲为，梁鼎芬又阿谀之”，当时张之洞调任在京，端方还四处散布“湖北吏治败坏十四年矣”，使“南皮（张之洞）大怒，端（方）不自安，调苏抚。去之日，梁鼎芬于黄鹤楼立纪念碑”。端方否定梁鼎芬恩人的政绩，临走前，梁鼎芬居然还为此人立纪念碑，这事深深激怒了张之洞，大骂梁鼎芬是伪君子，高友唐说他入张之洞幕府十三年，“南皮（张之洞）每论事，极和蔼，从未见其声色俱厉如此者，殆亦文人好胜之心，不克自持耶”。

然后，大概是为了做出某种补偿，趁张之洞离鄂在京期间，梁鼎芬又率人为张之洞建生祠，其本意当然是为了让张之洞高兴。谁料又是弄巧成拙。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其事道：梁鼎芬“为张之洞建生祠于洪山卓刀泉关帝庙址。电达北京，之洞阅之大怒，急电责节庵及鄂人云：‘卓刀泉为明魏忠贤生祠故基，忠贤事败，拆去生祠，改建关帝庙；今建予生祠于上，是视我为魏忠贤也。予教育鄂士十余年，何其不学，以至于此。速急销弭此举，勿为天下笑’。”以梁鼎芬的阅历和广博，他难道会不知道他选中的生祠地与明代奸臣魏忠贤的渊源？

纵观梁鼎芬种种投机之举，他无非是想在一心效忠的大清王朝谋得更高官位。没想到，王朝命运大势已去，辛亥革命不久爆发。他视若性命的辫髪也被黎元洪一刀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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