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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副国级领导最早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和“上海龙头说”,并和上海江苏浙江分别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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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骏 整理 2020-07-15 06:03
摘要:他提出如果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省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脊梁,就能带动全局的腾飞。

编者的话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7月10日,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四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举行了“上海统一战线工作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的践行——纪念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统战史学术研讨会。

民盟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海波讲述了民盟领导人费孝通和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据他介绍,1990年在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前后,费孝通多次来沪考察,根据考察结论就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建言献策,为浦东乃至上海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并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回国后,他担任西南联大教授,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向民族研究。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他对教育改革、区域经济研究规划等提出建议,被称为“多党合作这支交响乐里的第一小提琴手”。

提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是“龙头”

1990年1月27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看望邓小平时,汇报了开发浦东的设想。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与此同时,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也在思考上海怎样开发的问题。

1990年初,费孝通到民盟中央,与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高天、叶笃定,秘书长吴修平谈话。他说孙中山先生曾计划在长江三角洲建立“东方大港”,我看上海最适宜,现在时机和条件都有了,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考虑。这以后,他多次和民盟中央负责人谈话,思路逐渐清晰。他提出如果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省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脊梁,就能带动全局的腾飞。他担心地方观念会影响这个战略,表示要和上海、江苏、浙江的领导分别交换意见。

当年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费孝通和钱伟长多次拜访上海、江苏、浙江代表团,同代表团领导和代表委员们商讨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

4月9日,他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的建议书。4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约见费孝通和民盟中央领导,当面听取意见。

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的建议书。

据在场的吴修平回忆,费孝通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意见是: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此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于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腾飞,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两省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铁路大动脉与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线蕴藏的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应该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恢复它在东亚应有的地位。江泽民认真听取意见后高兴地说:“这个设想是好的主意。”

在这份《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建议书中,除有费孝通当面向江泽民陈述的内容,还有“一市及二省部分地区要有分工,分层发展”,以及“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正式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筹备机构”等内容。

这次约谈后,费孝通直奔北京火车站,前往江苏、浙江、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进一步探讨。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同年5月7日,费孝通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上说:“上海正在浦东进行开发建设,搞成以后对大家都有利”,“浦东开发区绝不仅仅是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从西到东这条龙的腾飞。上海成为这条龙的头,为这条龙的腹地服务”“民盟中央鉴于这个形势提出了一个意见,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包括一市二省。目前的问题是苏、浙、沪一带工业企业有趋同性,企业趋同,产业结构趋同,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缺乏一个照顾全面、为各地工商业服务的机构,致使长江三角洲以及所联系的腹地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要真正搞好沟通,还要花大力进行研究探讨”。

同年7月9日,在结束江苏、浙江、上海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后,费孝通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题为《长江三角洲之行》的文章,就“上海龙头说”和“长江三角洲开发”再次作出阐述。“我们所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什么关系呢?显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互相补充。其实,从全局看,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这种关系方面,而在于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这是因为上海的地位本来就与深圳大不同,再说现在腹地的经济状况与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苏、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服务站。”

1992年,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1995年11月,费孝通随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工商界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来沪考察,亲眼目睹了浦东和上海的巨大变化,发出“龙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的感叹。回到北京后,他通过民盟中央于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就港口建设、进一步密切上海与“八员大将”(即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联系、扩大长江水运能力、增强两岸实力等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199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建议非常重视,已送中央领导同志并有关部门参阅,同时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研究提出意见。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函告民盟中央: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正着手研究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建议》中提出的意见,将在规划中吸收。《建议》中有关港口建设及其他意见也在研究落实中一并考虑。

关注浦东农民意识和生活方式转化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关注乡土,关注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

1995年7月,费孝通随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来沪考察,赵启正在介绍浦东新区时对他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费孝通很快找来了自己的学生李友梅,让她对浦东开发过程中的农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政府引进最先进的跨国企业,让世世代代生活在浦东的农民,不仅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而且失去了传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怎样让生活在浦东乡土上的农民尽快适应这一巨大变化,转变他们的农民意识和生活方式,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费孝通举例,比如“农民最初以为他们被划入开发区,外国大企业进来了,他们可以发财了。可是开发区和大企业开始运作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解决,而且土地也被收去,每月领200多元钱,一比较上海市区的人,他们的思想马上就发生变化,对新制度的看法就出来了”。

费孝通关注的是,“如何将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要求的行政安在一个农村经济基础上”。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急速的变化,要解决这个变化带来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需要我们自己创新。他强调新制度只能建立在“把几千年造成的农民意识和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为上海式的市民意识和方式”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断农民。他认为,“我们需要外国的东西,但要消化,不能直接就用,否则就会产生土接不上洋的问题”。

费孝通晚年对浦东农民问题的思考,就像另一本《乡土中国》,“一面探索一面讲,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此后,在党中央的殷切关怀下,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浦东的政策和措施,浦东人民面临的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了妥善解决。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1995年11月,费孝通(前排右三)与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考察浦东新区。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央统战部“统战新语”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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