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7月10日，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四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举行了“上海统一战线工作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的践行—纪念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统战史学术研讨会。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在研讨会上谈到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张承宗为浦东开发开放作出的贡献，此前他和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云合著了一篇相关主题的论文提交给此次研讨会。

张承宗（1910-1996）是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名社会活动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上海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副市长、统战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合影（左起：吴克坚、张承宗、沙文汉、刘长胜）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张承宗始终关注上海的建设发展，高度关注浦东的开发开放事业，奔走宣传、牵线搭桥、建言献策，为浦东开发开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推动沪港经济合作，为浦东开发开放打下基础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很快改变了过去统战工作主要在大陆范围内开展的旧格局。

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联络处，重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张承宗提出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先放在港澳，逐步扩大到台湾和海外；在港澳方面又重点放在当地的苏浙帮（上海帮）人士，放在工商界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广东帮、福建帮人士和教育、科技等领域。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经市委批准，上海工商界经济访问团于1979年3月访问香港，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件大事。

访问团由10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非中共爱国知名人士7人。团长张承宗，副团长刘靖基，团员有唐君远、刘念智、郭秀珍、陈元钦、杨延修、吴志超、丁忱和马韫芳。访问活动自3月11日至24日，短短十多天，日程安排很紧。他们频繁访问香港工商界机构和朋友，参观香港知名企业和工厂，广交朋友，开阔眼界，沟通感情， 联系项目。主要活动有：访问《大公报》，会见被称为香港的“周公”的费彝民先生；访问新华社香港分社；访问中华总商会，拜访会长王宽诚、副会长汤秉达以及董事董朝晖。董朝晖是潘汉年夫人董慧的弟弟，张承宗把自己了解到的潘汉年夫妇的情况告诉了他；参观香港贸易发展局、生产力发展协会等民间贸易、科技机构；参观查济民刘璧如夫妇的中国染织厂、邵炎忠的益电电子工厂、丁午寿的开达玩具厂、叶谋遵的太古新村及其建筑工地，等等。“世界船王”包玉刚盛情招待了访问团全体成员，香港另一位航运巨子董浩云则派其子董建华安排大家到其“海上学府”轮上参观。

访问团成员中，不少人在香港有亲属。如唐君远的儿子唐翔千、陈元钦的弟弟陈元钜等，他们向张承宗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晚上住到自己亲戚家里去？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来不及请示，张承宗经过考虑和商议，果断作出决定：凡是非中共人士在香港有亲戚的，都可以晚上去亲戚家团聚，或者探亲访友，但早晨一律要准时赶回宾馆参加访问团的集体参观访问活动；党员则统一住在宾馆。香港工商界，尤其是访问团成员在香港的亲属喜出望外，纷纷表示，没有想到共产党落实政策工作做得这么好，而且对他们这些亲戚又是如此信任。

当时《解放日报》刊发上海工商界赴港访问团回沪消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访香港，体现了张承宗的胆识和魄力，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在香港，他对唐翔千说：“我是冒了大风险的， 党内有好多不同意见哦！”作为此行的港方邀请者之一，唐翔千则赞叹：“访问团来一趟，影响的确蛮大的！”“香港朋友反映，不要说代表团的工作收获如何，就说上海工商界代表团来港这件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可信的。”唐君远对唐翔千说：“你要带头回来投资，办点企业，引进点先进设备，为国家做点事情，如果蚀了本，就算是孝敬我的好了。”在他的鼓励下，唐翔千在上海办成了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引起港澳工商界的积极反响。

初次香港之行揭开了沪港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序幕。同年10月20日至31日，以唐翔千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访问团一行26人访沪，受到上海方面的热烈欢迎。访问团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广泛座谈，到各大工厂企业参观访问、洽谈业务，并游览了上海及周边地区名胜古迹，相处融洽，收获颇丰。25日市工商联在静安宾馆宴请访问团全体成员，张承宗应邀出席。故人相见，自然分外高兴。此后，沪港间的全面合作与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合作的加强，张承宗深感有必要通过一个组织的形式加以巩固和推进。1984年7月，他约唐翔千、刘靖基商量此事，并提议该组织的名称为“沪港经济协会”，唐、刘二人均表示同意，并得到沪港两地经济界人士的响应。于是三人联名向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提出建议，汪道涵十分赞成，并在协会名称中加了“发展”二字。

经过沪港两地多次研究协商，推举张承宗、刘靖基、唐翔千、王宽诚、费彝民、吴中一、刘浩清、何世柱、郭志威、包玉星、郭秀珍、杨延修、张先成等组成筹备委员会，以张承宗、刘靖基、唐翔千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11月16日，上海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成立，张承宗作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协会协商推选了首届领导机构成员，包括名誉会长张承宗、唐君远、费彝民、王宽诚、安子介、霍英东，会长刘靖基、唐翔千，副会长郭秀珍、徐鹏飞、李国宝、郭志权、马万祺、刘念智、胡法光、胡应湘、刘浩清，总干事郭秀珍（兼）、郭志威，副总干事马韫芳，主持日常工作。

张承宗担任名誉会长一职直至去世。他为促进沪港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唐翔千曾说过：“《沪港经济》每期都有一位正、副市长的文章，承宗先生每期撰写‘零点随笔’社论，这两篇文稿，我们是必读的，因为从中可以使我们领会到内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针政策。”

关心上海和浦东的建设发展

张承宗与上海的渊源很深，对上海的感情也很深。他的夫人俞雪莲这样评说：老张从小在上海读书，后又在上海工作。参加革命又在这里奋斗了60 多年。他对上海和上海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熟悉上海的工厂、学校、机关、商店；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熟悉上海人。他几乎能说出南京路上东起和平饭店西至静安寺的所有单位的名称。他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巨变而欢呼，有的短文还获得了征文奖。

据张承宗的大儿子张亚圣回忆：“父亲去世后，赵启正来我家吊唁时说，张老是见证上海革命史的一本活字典，几乎每一重大事件都有他参加。他是一个亲历者，甚至是指挥者。”

不论是在领导岗位上还是离休以后，张承宗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为上海和浦东的全面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积极奔走、热切呼号。他看到上海有一部分企业长期亏损，不禁忧心如焚。在一次沪港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他呼吁香港贸发局多为这些企业介绍一些港商，提供一些合作发展的机会。会后，他在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赵定玉支持下，联合上海有关部门，与香港贸发局一起，举办了“首届沪港（暨海外）企业界合资合作招商洽谈会”，组织上海300余家企业与外商洽谈， 当场即有4家企业与外商签订合作协议书。

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上海围绕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坚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促进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着力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初步确立了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地位。

张承宗对上海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他坚信“90年代将是上海的黄金时代”，并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到，“上海是全国扩大改革开放的重点，是亚太地区西岸，面临21 世纪最具有经济活动的地区之一， 举世瞩目，是国际投资的热点”，“上海要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

他认为上海在依靠科技实现快速发展方面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上海微电子、计算机已形成初步产业，宝山钢厂、石化总厂、轿车、航空、长征四号等企业可列为先进技术行列。全国已有40个大中城市建立高科技开发区，有企业2500多家，上海的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也是其中之一。……我国有1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及有益经验。经过治理整顿，国内经济关系理顺，出现宽松协调的新局面，90年代蓬勃发展，可以预期。上海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方面，在高科技产业化、商品化、国际化方面，均应迈开大步前进！”“上海人聪明灵活，以文化、科技素质较高闻名于世，经济效益也是好的。零点起步，并不否定昨天，否定过去。问题在于，莫错过国际经济有利形势，永远开拓前进，创造新的美好的明天，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990年国家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张承宗积极为浦东开发献计献策，特别是收集香港、台湾方面企业界的反映，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建议：

（一）关于浦东开放的优惠政策，中央和国务院要早予落实，没有国务院的批件，外商投资是不放心的。同时他们希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一致配合。上海市能办到的，就讲可以做，办不到的就讲办不到， 尚未决定的，在研究讨论的，很难讲实的，干脆先不谈。说到要做到， 不拖不拉，不推不托。

（二）投资项目，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理想都是大项目、高科技的。香港在上海的投资，项目占首位，投资金额也占一二位，今后在浦东的投资合作，还可能是中、小型占多数。上海是工业城市，第三产业比起港澳台和发达国家来，相对不足，所以除生产性的项目外，也要注意吸引外资办第三产业，如银行、商业、交通、咨询、房地产等，没有这些行业的发展，浦东开发的设想是会落空的。

（三）上海正在积极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希望能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目前上市的证券范围极窄，除国库券、债券外，几乎是中小企业的股票，数量不多。这样，要称为证券市场，条件似较差。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甚至将来一部分国营企业，究竟能否改股份制上市，形成真正的证券市场？

（四）关于外资、合资企业的立法条例，尚待完善。希望吸收国外较完善的做法，适应国际习惯做法。应当考虑制订公司法。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其经营的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定期公布其资产负债表、经营状况，以昭信于股东，公布于众，建立信誉，这也是任何企业、公司应具备的民主程序。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在为《张承宗传》所作序言中回忆道：“我曾多次请教这位担任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和极为熟悉港澳经济的老前辈。由此，他的言传身教，我曾有幸亲身感受。”

为上海和浦东改革开放建言献策

退出领导岗位后，张承宗仍在七八十岁高龄时写下大量有关上海建设与发展的文章，为上海的建设与发展鼓劲加油、评利析弊、出谋划策。

《沪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零分”，还是满分？》《发展沪港台的经济贸易》《浦东——中国开放的新热点》《上海私营企业也要上台阶》等，集中反映了他对上海如何更好更快发展的思考。

他说，“上海正在开发浦东，力求在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有着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因此，借鉴各经济特区和各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做比较，进行交流，是有好处的。”各地的先进经验，只要可以为上海借鉴的，他都会高度关注， 并认真分析这些地区与上海的共同之处和经验的应用价值。

他在提出借鉴香港经验的同时，清醒指出：“借鉴香港，绝不是照搬照套，也不是单纯利用，而是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繁荣香港，振兴上海，振兴沿海城市，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完全符合‘一国两制’，可以发挥两地的优势。”

在《台湾对大陆投资新趋向》一文中，他敏锐地指出：“目前台湾在香港转口大为增长。台湾银行、华南银行及第一银行均在香港设立分行，可能是来大陆设立分行的先声。”他指出“台湾投资大陆，已成为一个热点”“上海将成为台湾落户的最有利地区之一”。

“上海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机遇与风险并存，机遇要多于风险”。1991 年，他对上海应对挑战、加速发展提出了三个方面建言：第一，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他指出上海“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市政基础建设的欠账较多，严重滞后，制约经济发展，所以适当采取倾斜政策，对重要原料、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住房建筑等等，加以重点发展，是迫切需要的”。第二，继续调整工业结构。他指出：“上海工业结构不尽合理，设备陈旧，所处环境不很适当， 尚有不少工厂见缝插针在市区花园住宅内，危险住房仅在纺织行业就达43万平方米以上，大部分细纱机还是解放以前的‘万国牌’。因此工厂较普遍地缺乏后劲，尤其以传统工业为盛。”第三，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他强调：“过去上海比较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城市各项配套设施严重落后。上海要建设成为多功能、外向型的中心城市， 必须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

在所关注的有关上海发展的问题中，张承宗最重视的莫过于思想观念上的解放，他认为这是推动上海发展的根本所在。他一再呼吁：“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这是从伟大的实践中来的。掌握了正确的、先进的思想，必然会推动事物的发展，更快的、更健康的发展。防‘左’警右，观念更新，显然是有重要的和决定的意义。上海要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从理论到实践，有了共识，就会飞跃。” 并满怀信心地呼喊：“上海一年一变，三年一大变，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