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社科会堂举办的“四史讲堂”讲席上坐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打开早已准备好的教案幻灯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第一张图片是门牌号显示为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房子。“如果放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照片，大家都知道。这栋石库门在哪儿？有什么渊源？未必大家都清楚。希望明年建党百年之际，至少9000万党员应该知道它。”

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百年前的门牌是老渔阳里2号，今年7月1日作为“中共中央发起组成立地”旧址向市民开放。这片石库门，诞生了中共创建史上多个“第一”：这里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出版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这里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在这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这里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地，为党储备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这里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中共一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里作为中共中央局机关，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老渔阳里2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完成修缮、布展，7月1日起，“星火初燃”——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展在此对外开放。海沙尔 摄

老渔阳里2号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启航”的历史缩影。中国共产党为何在上海诞生？苏智良分析其中原因。当时上海的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新知识阶层等新的社会阶层在上海应运而生。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例，1912年出书132种，1915年出书239种，1919年为249种，1920年则达到352种。1912年至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的七成，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年，世界社《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

1907年上海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 苏智良提供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工业、金融、贸易、科技、航运、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中心和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各方面条件。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有利环境，这里交通便利、房租低廉，对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生活着大约5000名俄侨的法租界无形中也起了掩护作用。

红色区域“西门区”即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区域  苏智良提供

“谁走进过老渔阳里2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二幢房子可以与其媲美。陈独秀1920年4月入住这里，6月，第二次从北京来上海的毛泽东在这里与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书籍。同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正式成立。”苏智良重点分析了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商议建党的首议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改变一代青年的世界观；筹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临时中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第一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地；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中共一大的筹备地（发起、筹备地和会务组织、报到场所）；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

从老渔阳里2号到新渔阳里6号、三益里17号到成裕里、辅德里、延庆里、树德里，上海的这些石库门见证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一所工人学校，成立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发表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出版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通俗理论宣传刊物《劳动界》，创办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对党的基层组织作出规定等种种“第一”。

在苏智良看来，要宣传利用传承好上海的红色文脉，做到整体梳理、强化开放、深化利用，可以在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建设纪念馆博物馆，丰富完善纪念性铭牌；对于部分已经消失的建筑，可以通过二维码+手机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导览手册和地图可以作为普通读者和旅游者查考的工具，有关部门通过智慧导览服务标志，依托博物馆、陈列馆、红色历史建筑等推广深度阅读，值得提倡。由苏智良领衔耗时10年编成的《初心之地 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记录了上海1000个红色革命纪念地，今年5月出版以来已经三次印刷。“希望更多红色纪念地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地标，希望更多人加入保护、弘扬上海红色文化的行列。”苏智良说。

“四史讲堂”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东方网主办，现场讲座和线上播出同步进行，目前已举办三期，成为市民读者学习“四史”的活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