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特”是一位心理学家的名字。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而言，“巴林特”已经成为了一个心灵港湾。

每隔一周的周三中午，他们会赴“巴林特”之约，在十来个人组成的临时小组里，他们倾听组员们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与专业无关，但常常与医患关系有关。

这个“集众人智慧，解众人烦忧”的小组，在医生们中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 坚持七年的“巴林特之约”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资料图

周三中午12点，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医生陈华匆匆扒了几口饭菜，快步走向会议室。20分钟前，她刚刚结束上午的门诊。

会议室中央，十几把椅子被摆放成了一个圆圈。医生们陆续走了进来。不一会儿，圈子就坐满了。

陈华走入“圈子”的中心说道：“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巴林特小组活动”。

医生们一一自我介绍，他们来自这家医院的不同科室，有一线的医生、有护士，也有行政工作者。

这场名为“巴林特”的特殊“约会”，从2009年起，每两周都会在中山医院举行一次。

作为活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华告诉记者，“巴林特”一词来源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师迈克尔·巴林特。上世纪50年代，他创建了这种特殊的心理治疗形式——每次的巴林特小组活动由一位组长、八至九位组员临时组成，组长一般由具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担任。活动中，一位组员陈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其他人则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对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分析。

整个巴林特小组活动就像一次“聊天”，起到舒缓压力、调节心理的作用。巴林特认为，医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病人造成影响，也要理解病人的行为会对自己造成心理影响。

这一最初用来训练全科医生处理医患关系、缓解职业压力的方法，早已成为欧美医师职业培训的重要形式。

► 折射医患关系的一面镜子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资料图

“今天谁愿意分享案例？”组长陈华向圈内的医生们发问。

一位超声科医生举起了手：“我来讲讲最近见到的一件事，虽然我只是旁观者，当事人是我的同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困惑，现在的医患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

几天前，超声科发生了一起医患纠纷，起因并不是什么大事，最后却闹得纷纷扬扬。

那天上午和往常一样，超声科外坐满了等候的病人，每间检查室门口都有显示器并叫号。叫到A病人时，无人出现，排在后面的B病人一看没人，就赶紧“插队”进了检查室。

检查做到一半，A病人突然冲进房间，大声质问医生，为什么给后面的人先做检查？原来，她刚刚正好去了厕所，错过了叫号。

医生请她先出去，等这位病人做完再进来。可A病人并没有出去的意思，而是继续大声嚷嚷，医生一生气，把手边的一张纸巾狠狠扔到垃圾桶里，还有意无意地踢倒了一旁的凳子。A病人更生气了，她边吵嚷着说医生用凳子砸她，边拿出手机要拍照。

医生与她争执起来，A病人一气之下打了电话投诉，于是保安来了，门办的工作人员也匆匆赶来，整个超声检查室一片吵嚷，连隔壁几间超声室的医生们也被惊动了。

案例陈述完毕，巴林特小组的成员们就事情的细节向陈述者一一提问。接着，进入了活动的重点环节——各抒己见，头脑风暴。组员们假设自己是当事人，进行心理上的“角色扮演”。

“如果我是那位A病人，我也会很生气，天气这么热，一大早就来医院排队看病，没想到做检查又要排队，好不容易排到我，却被别人插队，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医生怎么能让别人插队？而且他的态度一点也不好，我必须要讨个说法。”

“如果我是那位超声医生，我会很委屈，我本来只是希望闯进来的那位女士能尽快出去，别影响我的正常工作，也不要侵犯正在接受超声检查病人的隐私。没想到她不依不饶，还大声嚷嚷，一点也不尊重我。”

“如果我是旁观者，我可能会上前劝一劝，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我是那位医生，冷静下来之后，应该反思，是不是可以更耐心一点，这样就不会有后面的那场冲突了。”

······

小组成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站在不同立场分析了当事人的心理。

听了大家的分析，案例陈述者再次发言：“这件事看似很小，但那位同事告诉我，因为被投诉，他接连几天都觉得心里很委屈，他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的病人一点都不尊重医生，不遵守规则。作为同事，我在心里也为他打抱不平。听了大家的分析，我发现从来没有站在A病人的角度想过这件事，在我们医生看来，做一次B超只是小事，大不了出去等一下，但病人不这么想，她在进门前已经等待了很久，身体又有病痛……彼此理解，彼此尊重，这件小矛盾就不会小事化大，演变成一场医患纠纷了。”

►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资料图

这样的小摩擦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几乎每天都有可能上演，一不小心就会酿成一起医患纠纷。最终，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心里都不好受，尤其当原本就高负荷工作的医生又不知如何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时，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心病，影响工作时的情绪，甚至对待病人的态度。

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不仅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化解不良情绪、学习处理医患沟通技巧的一个难得的场合。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心结，经过众人的讨论，就变得不那么扰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而且大家都是同行，懂得彼此的不易，但彼此看问题的视角、处理问题的技巧却各有不同。每个人在讨论中所展现出的思维方式都会让其他人获益。

有时候，巴林特小组的话题也会很沉重，因为医生的困惑常常事关病人的生死。

X医生在急诊室遇到了一位脑外伤的病人，20岁不到的她突然遭遇严重车祸，更危急的是，她还是一位孕妇。妇产科与脑外科立即进行会诊，在医生的努力下，孩子顺利娩出了，但刚刚当上妈妈的女孩情况十分危急。经过多日的治疗，这位年轻的妈妈没能看一眼刚出生的孩子，就去世了。

参与抢救的X医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一种自责感与无力感缠绕着他，尽管作为脑外科医生，他以为自己早已看惯了生死，但这一次他却一直“走不出来”。

更让他意外的，是病人的家属。他们没有丝毫怨怼，对包括他在内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谢。这份感谢，更让C医生陷入痛苦，他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自己的治疗思路，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在巴林特小组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几度哽咽。

有一位小组成员的话，让他难以忘怀：“假如我是病人，我到了另一个世界，想到这条路上有医生们倾尽全力地帮助过我，努力地想要挽回我的生命，也许我会觉幸福。”

尽管通过一次巴林特小组的活动，X医生并没有立即走出悲伤的情绪，但小组成员们感同身受的发言，让他的心里负担减轻了不少。

► 医生们的心灵港湾

陈华告诉记者，每一次巴林特小组在活动前，都不会事先征集案例，每一次讨论的主题都是“意外”的，而且参与者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的原则，走出大门，就不再讨论。因为活动十分尊重隐私，所以发言者在这里都畅所欲言。

7年来，在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上，大家讨论过如何同病人和家属打交道；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也讨论过如何走出情绪低谷；当被误解或受到指责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缓工作压力；甚至和同事们相处时的摩擦该如何处理等等。

有时候，当问题涉及到就医流程或就医服务的一些环节时，来参加活动的行政部门人员会第一时间进行研究，改善服务，避免类似的矛盾再发生。

其实，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位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然而，这些问题又很少在书本中讲授过，似乎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怎样治疗疾病，工作后才发现，其实还有太多非医学问题需要面对。”陈华说：“当年轻的医生们带着困惑、甚至是受伤的情绪走进巴林特小组，他们至少会发现，自己面临的难题并不是独有的，而是很多医生的共同遭遇。”

在陈华看来，这就是巴林特小组受到医生们欢迎的原因。7年来，每两周一次的这场“约会”成为了许多“中山人”的心灵港湾。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除了中山医院，瑞金、儿科等沪上医院，还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定期开设了巴林特小组活动。上海市医务工会也组织全市的医生举办过巴林特小组。

陈华期待着，今后能邀请病人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过去，我们都是从医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虽然也会换位思考，但我们毕竟不是病人，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同时他们也可以了解医生们的想法，更好地在彼此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文中图均由中山医院提供。本文编辑：许莺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