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位于当年的上海法租界，是一条南北向的石库门弄堂，其中有两座石库门建筑，分别为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达等人在渔阳里将创建新型政党的理想付诸实践，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地，“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此确立，中共“一大”会议在此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在此驻守。渔阳里时期的革命活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初创及发展历程中的先进性、创新性等时代特点和精神特质，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承担了拯救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

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感时忧国、敏于时艰，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社会困厄、民不聊生的时刻，毅然担负起克服历史危机、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陈独秀明确阐述了新型政党的责任：“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才算是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底希望。”他直言在五四运动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1920年11月在渔阳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共发起组的秘密党刊，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昭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宣言》不仅公开举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号，而且鲜明地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目标。

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身的使命和责任，要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可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前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是确能代表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她从创立之日起，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用“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彰显了开拓创新的风骨和品格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社会生态与其自身特质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其中不畏艰险、开拓创新是她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是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之时即呈现出的明显特点。亲历五四运动的陈独秀在寓居上海后著文认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汇聚在渔阳里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积极勇进地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在渔阳里，先进知识分子从“坐而思”到“起而行”，积极探索，勇猛前行，在渔阳里创立了许多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推动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创办最早的工人阶级刊物《劳动界》周刊、最早的秘密党刊《共产党》月刊，开办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最早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最早的工人学校半日学校。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为探索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解难释疑的思想武器，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宗旨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李汉俊在《劳动界》刊文，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山上有的树不砍不值钱。拿斧头砍倒了值钱，是对工人付出劳力给的钱，而不是对树给的钱，把砍的树从山上搬到街上卖，又贵了些。如果有工人把这根搬到街上去了的树，锯成板子了，那就更贵。又如果有工人把这个板子做成桌子，椅子或者房子，那就越发贵了。总之，工人多加一点劳动，就要多贵一点。”因此，《劳动界》成为“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在当时工人刊物中“发行范围最广、说理最显豁、收效最宏大”，被工人们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对于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后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渔阳里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亦已认识到，先进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中国本身的具体情况。陈独秀在1920年10月指出：“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他结合中国的时势分析认为，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编者注：马格斯即马克思）。由此，先进知识分子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除弊病、改造社会的思想理论武器，从而为中国社会赢得了光明的未来。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和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渔阳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孕育和伟大征程的历史起步。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秉承中国知识阶层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太平，为水深火热的众生谋福祉，苦心求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他们在渔阳里的各项活动开启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探索之路，对于中共的创建发展及其演进趋向有着深刻的影响，也由此奠定了百年发展之基。

(作者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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