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课咱们改上数学！”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只是网络上的一句调侃，而是真切地发生在童年的记忆中。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痛陈中小学体育课程面临的窘境。

体育课不足，固然有升学指挥棒下的无奈，这两年，舆论场上“应当加大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之类的呼吁也并不鲜见。可是，除了大声疾呼，公众、学校、社会和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不妨先看一组数据。近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提案专题座谈会上，透露了一组研究数据：上海目前中小学在校学生约130万人，体育教师共1万多名，师生比约1：130，与体育课程改革要求相比，缺口达20%。幼儿园情况更为严重，95%的幼儿园没有体育教师。曾有老师向媒体直言：报考高中老师的要求是研究生，但实际情况是，既有高学历，体育技能又好的人寥寥，而特聘体育老师的要求更高，需要研究生和英语6级，这对于重技能训练的体育生来说，相当困难。

与此同时，每年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源源不断进入社会，全国每年也有数量众多的退役运动员作为体育师资的专业储备力量。可是，由于本地户籍、教师资格证、待遇低等因素的制约和顾虑，这些丰富而宝贵的体育人才被卡在了教师队伍之外。

提高招聘要求，有助于增强教师队伍素质，这一逻辑看似并无问题，但是，当岗位要求和实际情况不相匹配，或者职业所能提供的待遇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原本出于好意的制度性安排就可能变为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阻碍。一方有人才储备，另一方却招不到人，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存在这样供需错位尴尬的，何止是体育老师？

这场座谈会聚焦的提案主题，是“推进上海教师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流人才成长地和一流人才聚集地”。上海需要孕育和集聚的“一流人才”，包括特殊人才、顶尖人才，也包括大批像体育老师这样的基础性人才。诸如公共卫生队伍、社区医生队伍、社区工作者队伍等，实践中都不同程度面临“增量困难、存量流失”的问题，背后则有门槛高、待遇差、职业荣誉感不强等共性的原因。

疫情期间，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就曾向笔者坦言：疾控系统岗位待遇低，专业要求还很高，很多人没干多久就转行去了待遇更为丰厚的行业，甚至同样可以发挥专业知识的优势。对个人是“人往高处走”，但对公卫队伍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损失。

很多基础性的人才队伍，对保障民生起着兜底作用，理应是城市治理的中流砥柱，不仅不可或缺，还需要不断加强配备。日前召开的上海市社区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强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把更多热爱社区工作、善做群众工作的优秀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发展好。而如何破除“人人都重视，现实还是缺”的问题，就考验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多方智慧。

这些年对科创人才强调“放权松绑”，对许多基础性人才，也有一个“松绑”的问题。首先需要做“减法”，相关部门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该实事求是，采取更为务实态度，充分考虑不同岗位的实际需要，甚至因人施策，减少不必要的准入门槛，破除不合理的招聘要求。

同时也要做“加法”。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兜底性、补短板的工作更为重要，所以更要提高其待遇保障水平，畅通其职业上升渠道，让人才无后顾之忧。针对部分人才渠道狭窄的岗位，则更要采取灵活的政策，扩大招聘范围，拓展社会专才等的准入途径。

在社会层面，对相关职业的重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呼吁和关爱上，而应该以点滴的行动促成一种更为开放、平和的职业共识。中小学家长们不妨对体育老师多抱有一份尊重，小区居民们更应对社区工作者多一份体谅，通过一视同仁的态度，消除社会偏见，让这些重要的岗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赋予其真正的职业尊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