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西南边陲也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什么大会呢？“平反大会”——云南省纪监委召开 “失实检举控告澄清会”，为受到所谓“实名举报”的普洱市市长刘勇公开 “平反”。刘勇受到的“举报”，经查纯属子虚乌有，所以一举推倒，当众恢复名誉！

说是“又闻”，是因为这样的“平反大会”，在云南并非首次，在此之前，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受到原州政法委书记和建反复诬告，经调查，“所有举报属于牵强附会、恶意中伤，查无实据、毫不可信”，因此公开为姚国华这个厅官平反澄清。

信访举报本是反腐正风、民主监督的一条通道，但是在极个别的地方，大面积的错告、乱告甚至诬告，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沉重打击了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在那些地方，一是越是“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闯将能吏，所谓的“举报”越多，你越是“干”，恶告越是缠身，致使有的官员，宁可不干，也不要去惹非议；二是越是优秀的干部，越是要提拔重用，“举报信”越是多如雪片。不少干部，一方面要披荆斩棘，在一线排难而进，另一方面，却要时时提防身后的“暗枪”“乱箭”，我们从来要求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昼夜勤政，他们肩上担负着人民赋予的千斤重担，却不料他们中有些同志，却也是满心委屈，甚至思想包袱沉重着呢——在“平反大会”上，刘勇含泪说的“卸下了包袱，消除了顾虑，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你可以想见刘勇曾经蒙受过的冤枉和不公，他可是天天要处理诸多棘手难题的一市之长啊！

我们的各级党委，大多是公道和负责的，但也有这样极少数的“组织上”，收到那种可疑的 “举报”，要么不查不报，“留中”不理，让所谓“达摩克利斯之剑”天天悬在干部头上；要么早就清楚了，但“为了慎重起见”，既不跟当事者说清楚、及时解脱，更何论公开澄清、肃清影响。更有甚者，只是因为“有反映”，从此把干部“挂起来”，因为“有争议”，所以概不重用，因为“惹是非”，所以再不信任……

对于错告和诬告，云南省是分而治之。比如对刘勇的错告，在“平反大会”前一天与“举报人”面对面交锋，致使“举报人”诚服地表示，不实举报给刘勇造成了困扰，觉得对不起他，并愿意赔礼道歉；又如和建对姚国华，则属于恶意诬告，和建已经因此被拿下，承担他的刑事责任，去了他应当去的牢房。这种严肃的处置方法，使那些惯于“八毛钱够查三年”的乱告者，至少要收敛一点吧！

写到云南的“平反大会”，便想起之前浙江省的 “千吏罢官”和 “千官正名”来——这一年多来，浙江省共“下”了1082名省市县管干部，包括厅官35名，均为不干事的“庸官”，但同一时段，省市县三级纪监委还为1039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光省委组织部就给314名官员“平反”，并均由主要领导干部到被举报干部的单位，代表党组织正式宣布结论——我们要求干部有作为、敢担当，那就不要忽视了他们中的“满心委屈”和“沉重负担”，不要轻视了对错告甚至诬告者的明辨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