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不知道，‘小红书’是什么书？”1977年出生的张强摸了摸脑袋，“大概是去年开始，有些年轻人拿着手机找上门来。他们告诉我，小红书上有这家店。”

2002年起，政肃路55号二楼，张强夫妇经营的复旦旧书店驻扎将近20年。算上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前摆地摊的日子，江苏盐城人张强与复旦、与书结下的因缘已经超过20年。

在顾客指导下，张强登上了小红书。“宝藏”“天堂”“最美书店”……关于复旦旧书店的记录扑面而来。最近，网友们说得最多的是，这是一家除了书还是书的书店。“城市里的书店，越来越追求精致的空间，但这家复旦旧书店，毫不顾忌地在全部空间里塞满了书，走在其中忍不住担心被书砸到。这里是另一种天堂的模样。”有人这样留言。

小红书上关于“复旦旧书店”的记录

“照片拍得比实际好看。”网红，对张强来说有些遥远，就像“复旦旧书店”的名号，也并非他自己取的名字。

“大家都说，复旦那儿有个旧书店，久而久之，就这么叫起来了。”张强说，这家店的确“沾了复旦的光”——如果不是紧挨着复旦大学，一定开不下去，尤其是疫情来袭的这段日子。“20年下来，希望没给复旦丢脸。”

开在菜场上的旧书店

复旦旧书店的楼下，是菜场。隔壁，是旅馆、网吧。

20年前，旅馆、网吧的位置，是一家叫“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的书店。那个年代的复旦周边，大大小小书店不少。

在菜场、网吧、旅馆包围下的复旦旧书店，一不留意，就会错过。 施晨露 摄

1999年，高中毕业后打了3年工的张强从老家盐城来到上海。因为妻子在复旦周边生活过，夫妇二人把落脚地选在复旦。“开始想找工作，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有一天，张强无意中发现，复旦第九宿舍后面的废品站，有不少很不错的书。当时身上仅剩30多元钱，他一咬牙以2元一公斤的“高价”收了几斤书，在国年路上摆起地摊。

“那时，好书多，买书的人也多。每天用自行车驮三个大蛇皮袋的书，还没摆好就被学生挑走了，晚上回去常常只剩半袋。”张强记得，和他一起摆摊的一个老先生，孩子是复旦的教授。有一回，一个在写毕业论文的女学生在老先生的书摊上找到一本苦觅不得的参考用书，连连道谢，“激动得都快哭出来了”。

20年前的事，张强牢牢记着，“虽说卖书是生意，这些书能帮到别人，好像自己也有了价值。”

新书生意衰落，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的经理在书店里辟出一个角落，以租赁书架的方式转型做旧书生意。张强承包了其中一个。那两年，他常常清早骑上自行车去文庙淘旧书，7点多回到复旦开店，直到晚上9点书店打烊后，再出去摆地摊。后来，500平方米的书店越来越难以负担。关店，被提上了日程。

“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我。”在张强的说服下，“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原来作为书店办公室的地方被保留，正是如今的“复旦旧书店”。

复旦旧书店的入口   施晨露 摄

起初，聘了三位退休阿姨做店员，后来，就剩张强夫妇。“我俩就拿店员的工资。我想，只要付得起自己工资，这家店就能开下去。”

“没把自己当老板？”听到记者这个问题，张强笑了，“老顾客就叫‘小张’，年轻的学生叫一声‘张老师’，我最开心。”

这一行，不喜欢，干不久

张强从小爱看书，对他来说，开书店是再幸运不过的“把兴趣变成职业”。

“父亲是海员，以前家里有两大木箱的书，我们几兄妹耳濡目染之下，都喜欢书。刚开始看小人书，小学二年级，完整读了第一本小说《薛刚反唐》，后来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囫囵吞枣，并不完全读得懂，但就是如痴如醉。”张强形容，只要一翻开书就像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好，“母亲不反对我看书，但反对我在晚上看书，因为要点煤油灯，费钱。借来的书，有时间限制，总是想快一点看完。我就用一号电池接了线，串上小灯泡，两头一碰，灯泡就亮了。”

“结婚以后，老婆也知道我喜欢书。假如没书看，晚上睡觉前哪怕翻翻字典也好。”让张强遗憾的是，夫妇俩很早来上海打拼，儿子成了留守儿童，上初中才接到上海。“儿子成绩不太好，也不喜欢书。这件事，不能强逼。有人说，这间店可以传给儿子。”张强摇摇头，“不喜欢是做不好的。”

为什么复旦旧书店能开20年？张强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这儿能淘到不太容易买到的书，二是书价便宜。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点——喜欢。“这一行，不喜欢，干不久。”

店主张强驻扎在柜台，他说，午饭一般在书店里随便解决，晚饭要等书店打烊后才吃。 施晨露 摄

来复旦旧书店的人，常问两个问题：书在哪里找？为什么定这个价？张强有自己的哲学。

不分类，是不想限制读者的视野。刚上架的书，即便知道位置，也不愿意告诉顾客在哪儿，总是随手一指。漫无目的，或许就能有意外收获。

至于定价，多年下来，张强练就了识书的好眼光。“一本书到我手上，哪怕从来没看过，翻几下就能定出价。到底怎么定？很难说出理由。比它高，可能不好卖；比它低，可能埋没了。这就是旧书的市场价。”

做旧书买卖，也是学习的过程。“如今一些新入行的，收到一批书，手机拿出来扫一扫，看看网上卖什么价。哪怕再做几年、几十年，离开手机，还是两眼一抹黑。”张强说。

把实体店好好开下去

70平方米不到的复旦旧书店，算上隔层，大约百来平方米。店里的布局，是张强一手设计的。

世纪之交的复旦学子大多记得，复旦南区生活街上有过一家“全场3折”的庆云书店。木梯阁楼、双层书架，还有复旦学生专门为庆云书店做过模型。

曾有学子为庆云书店制作模型  肖允 摄 

提起庆云，张强兴奋起来，“庆云的老板就是到我这儿看了装修的样式。除了刷的漆颜色不同，都一样。”

一样是经营打折书，复旦旧书店与庆云书店开业时间也差不多。但张强不怕竞争。相反，要不是复旦浓厚的读书氛围，旧书店或许不会诞生。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巴，复旦周边书店一家接一家闭店。“一个词，落寞。”2011年6月，庆云书店歇业。闭店前一年，店里开始卖衣服，但仍旧没有挽回颓势。“走进去，看到那些衣服挂着，心里的失落感无法形容。”张强说。

2011年6月，庆云书店的最后时光。 周斌 摄 

那两年也是复旦旧书店经营最艰难的时刻。张强在孔夫子旧书网开了网店，“收入能弥补一部分”。

然而，张强发现，由于夫妻俩照管一家店的精力有限，网店和实体店就像跷跷板，“一旦更投入网店，实体店就会更差”。

“书店的根本是书，把好书都放到网上，肯定会影响实体店。”经过一番权衡，张强决定，还是把实体店好好开下去。

“书店的意义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没上过大学，开书店的这些年，来买书的老师都是顶尖的，比我年轻的学生也给我很多启发。”常客中，曾经有位高中生让他印象深刻，“光从挑的书就能看出他的水平，这个孩子不简单。”令张强颇为骄傲的是，被他“看上”的学生、爱看书的孩子，未来发展全不差。每年复旦新生中，也总有一批年轻人和旧书店交上朋友。

在复旦旧书店选书的年轻人  施晨露 摄

2012年，复旦南区生活街落幕。“如果复旦旧书店当初开在那条街上，会不会一样关门？”

张强想了想，“或许是我名字里有个‘强’字，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会坚持下去。”

书来书往，人来人往

复旦旧书店的书都是张强夫妇四处收来的。“一开始想过发小广告。复旦几个宿舍，住着那么多教授。转念一想，要是自己的信箱里收到广告，一定挺嫌弃的。”上门收书，张强常常遇到反向“讨价还价”，“我要加价，对方不要”。同样地，他在第九宿舍住了17年的房子，也是一位老教授租给他的，“我要加房租，对方不要”。

墙上“有福读书”条幅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张伟然赠予的。 施晨露 摄

没打广告的复旦旧书店，渐渐打响了名声。张强收过数量最多的一批书，重达3吨。不少教授相互介绍，有人把用不上的书出给张强，转头又钻进店里，挑走了新一批书。

每每上门收书，遇上年暮者亲手卖出自己的藏书，或是书的主人已经谢世，张强心里总是难受。

有一次，张强到一位老先生家收书。“老先生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神志已经不太清楚，唯独对书的感情还记着。前头，我们把书清点好了，他又偷偷往回抽，一本、两本……虽然我已经付了书钱，但就当没看见。”

还有一位经济系的老教授，家里藏书太多，夫人勒令不能再买。“买好书，我帮忙一起运回楼道。趁家人不注意，老先生再分几次偷偷带回家。”

“以前中文系的傅杰老师，办公室的门一打开，书就从里面淌出来。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张伟然老师，是谭其骧的关门弟子，说话很直。周振鹤老师年纪大了，每个月还是会来一两次。”张强的抽屉里，有一本平时不轻易示人的留言册。封面上的“复旦旧书店留言册”正是傅杰题写的。

留言册第一页是周振鹤的题词，“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这两句话被张强印上了店门口的广告和店里的塑料袋。往后翻，是张伟然题写的“旧书店是衡量文化底蕴的指标”，傅杰的“旧书店是大学周边应有的一道风景线”，历史学系教授顾云深的“赞赏复旦旧书店之坚守精神”，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旧书是个大学校”……

张强轻易不示人的留言册  施晨露 摄

更多书店的来客，张强并不知其身份。香港来的文化学者郑培凯来书店淘书，过后在杂志发表文章，直到有人把杂志照片发给张强，张强才记起，“的确有这么一位先生来过。”

郑培凯教授在杂志上介绍复旦旧书店 受访者提供

书来书往背后，也是人来人往。复旦中文系已故教授贾植芳住在复旦第九宿舍。夏天的傍晚，张强常常能见到老先生拄着拐杖，坐在第九宿舍门口。“有人与他打招呼，他都十分热情，往往几句话交谈，就要请人上门吃饭。”

贾先生人生经历坎坷，早年藏书都已散失，之后的藏书每本都会盖上“贾府藏书”。后来，但凡在市场上见到熟悉的藏印，张强就会想起第九宿舍门口那个安静的身影。

最欣慰的时刻

铺天盖地的书，是复旦旧书店在“小红书”红起来的原因之一。和时下众多讲究体验感的书店相比，复旦旧书店的“楼中楼”里，没有书架以外的装饰，没有卖书以外的功能。甚至，没有空调，只有老式吊扇默默运转着。

张强也想增添“体验感”，“中间可以辟一块展示柜，放上木刻书、石印书、铅印书，让学生见识一下。”还有少见的各种票证、名人信札、签名书，都是他的珍藏。“要是能放上几张椅子，让老顾客歇歇脚，就更好了。”

然而眼下，这间小小的复旦旧书店被5万多册书占满了，就连楼梯、走道全是书。这场疫情，让复旦旧书店和其他书店一样，经营受到影响。“收进的书比卖掉的多”，为此，最近，张强在长兴岛上新租了一个仓库，又多了一笔开支。

复旦旧书店里，除了书，还是书。施晨露 摄

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但张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并非网络的冲击引致生活、阅读方式的改变。“社会环境浮躁，学者不踏实做学问，好的作品少；学生只重视成绩，失去了从阅读中获得知识、学养的欲望；出版社更多地考虑效益……”

“有些书，出版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在市场流通，可能只是为了评个职称，或是其他什么目的。”有一回，张强去废品回收站收书，“一整包一千册书，都是一个作者的，只拆走了两三百册，剩下原封不动。”这批书张强一本都没要。

复旦旧书店能活下来，在张强看来，恰恰因为这里的书是经过筛选的，因而质量有所保证。“旧书，是时间沉淀下来的。能留下来的书，先要经过原来书的主人的一番选择，再经过我这道关的挑选。”

这几年，复旦旧书店经营进入稳定阶段，疫情前，每年卖出的书在5万册以上。也就是说，一年下来，整个书店的书可以换一遍。

3月1日，因疫情暂时闭店后重新开店的第一天，旧书店的老客人就回来了。记者在书店采访的一个工作日下午，顾客络绎不绝，有人安静选书，也有人乐意和张强聊上几句。

“专程来拍照的人的确有，但还是看书、买书的人更多。”张强的微信号就贴在店堂里，微信好友已有4000多人。但即便是疫情期间，张强也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直播或社群营销，“我的朋友圈从来不卖书”。老老实实开好实体店，是他的坚持。

“市场需要竞争，开书店的人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店开好、开下去。对小书店而言，最实在的扶持可能是房租。如果房租可以降一点，我立马把书价往下降。省下的租金让利给读者，绝不吹牛。”在张强看来，书店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书的辐射力。“如果不卖书，卖咖啡有什么意义？”他直言，平时自己也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地方，我也想提供咖啡、茶饮，但不卖钱。”

条件允许的话，还愿意摆地摊吗？记者问。

张强的回答很肯定：“很怀念白天守着书店，晚上打包出去摆地摊的日子。店里周转得慢的书，2元一本摆到地摊，很快就被抢光了。”

当旧书找到新的归宿，发挥新的价值，是这个旧书经营者、爱书人最欣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