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专科医院采取的方针是‘防’——只要稍一发现有症状者，就立即将病患送去综合医院救治。但从长远而言，专科医院应当有直接应对的能力。”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今年带到全国两会的提案，是提升妇婴保健专科医院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在徐丛剑看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应为“易感人群”“密切接触人群”“感染人群”设置相对独立的区域空间，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并在平时就保持较为充足的应急资源储备。

为什么孕产妇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需要重点保护？

首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医院成为“聚集性发病”的高风险场所，但孕产妇到医院就诊和分娩是“刚需”，且就诊时间常常无法预测；其次，孕产妇一旦被传染，面临母儿两条生命的救治；此外，孕产妇，特别是妊娠晚期的孕产妇，活动能力受限，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会降低。他举例说，新冠疫情期间，长期的“居家隔离”导致运动减少，孕产妇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增加；孕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这类精神疾病的风险本来就比较高，重大事件的应激反应会进一步诱发此类疾病的发生。

“而目前的妇婴保健系统难以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有效运转。”徐丛剑分析指出，妇婴保健理当属于公共卫生范畴，但由于业务上与妇产医院无法分清，各妇婴保健院追求的经济目标也同样是“在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努力降低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样的经济运作模式，在社会平稳运行、供应链流畅的前提下并无问题，但在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国内外的一般医疗体系均暴露了供应链断裂、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等致命问题，孕产妇保健体系需要的资源储备更为特殊，若不能切实保障，社会新生力量得不到补充，整个社会都会面临“断根”的局面。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孕产妇大多集中在专科医院。此次新冠期间，孕产妇因惧怕去综合性医院就诊遭遇与传染病患者的接触，在发现怀孕后纷纷到妇产专科医院建卡，使得上海三家妇产专科医院产科门诊量暴增40%以上。但让徐丛剑感触很深的是，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排名最靠前的妇产科医院，没有设立发热门诊，虽然保持了妇产科医院这一方净土，然而“一旦有新冠病人在我们医院，我们没办法救治”。

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徐丛剑提出一系列建议：

从组织管理出发，在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分配功能职责，定期维护和管理应急能力和资源储备的有效性，防患于未然。

在人员培养上，妇幼保健专科医院职工需要有应对重点公共卫生事件中孕产妇保健专业的应急意识和能力培养，并建立预案，定期演练；在相应的医学教育中也应加强急救医学和应激能力培养，特别是妇产科学中添加的急救医学的内容。

在医院设置上，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应为“易感人群”“密切接触人群”“感染人群”设置相对独立的区域空间，并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如手术室、产房、病房等区域的空气洁净、手术设施等均应符合传染病防治的要求，能够独立开展相关工作，并在平时就保持较为充足的应急资源储备。而对于这些提升应急应对能力的改造、新建及设备设施的完善，政府应该予以资金与政策的保障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