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杨灏出事了。

杨灏是湖南布政使。布政使主管一省的财政，又称“藩司”“藩台”，从二品，比总督低一级，但与巡抚(“抚台”)、学政(“学台”)平级，比主管司法的按察使(“臬司”“臬台”)高一级。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构成了一省的常委会。而布政使因为管着“钱袋子”，原则上归中央财政部(“户部”)垂直领导，实际影响力往往高于学政和按察使，仅次于总督和巡抚。督抚们无论要搞政绩还是要捞好处，少不得布政使配合,即便是为了争权，也少不得要打击一下不配合的布政使。正因如此，“常在河边走”的布政使，往往容易主动或者被动地“湿了鞋”。

这回，杨灏的“鞋”看似主动“湿”了——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3000至400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60万到80万元）。这实在是个小数目，但是，大清官场虽然不怕湿鞋，却怕被人惦记。杨灏就是被人惦记上了，直接推进了“河”里，推他的人正是湖南巡抚陈宏谋。

根据陈的实名参奏，杨灏的贪污方式，是利用职务之便，从采购国库粮的款项中侵吞。按照大清律，如此数目的贪污，已经够上死罪。对此，杨灏却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在严厉的法律下，早已为领导干部们留出了活命的后门。

《大清律例》中，与现代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对应的，是“刑律”中“贼盗”目下的“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监守自盗罪）。

对于“监临住守”者犯罪、也即职务犯罪，从唐代开始就予以从重打击。根据大清刑律，“监守自盗”罪的死刑起刑线仅仅是4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8000元），而且处决方式为斩首。适用于非公职人员的“常盗仓库钱粮”罪，死刑的起刑线是60两，与前者相差50%，处决方式则是绞刑。

“重典治吏”，正是《大清律例》的主导思想。其诸多条款中，超过1/3针对的是执掌公权力者犯罪，涉及范围甚广，刑罚甚严，大大高于对平民犯罪的刑罚力度。

但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却另有一套。而这道贪官的求生之门，居然就是看似严刚刻薄的雍正皇帝所开。

雍正三年(1725年)，刑律增加了修订条款，把监守自盗罪的死刑执行标准，提高到了1000两，升幅高达25倍。

即便1000两以上的大案，也依然还有一条逃生通道：如果能够在规定时限内退赃，贪官们可以得到减刑。具体来讲，触犯死刑的贪官，实际上有至少3年的退赃时间。如果退赃成功，可以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甚至更轻刑罚。而即便死缓，也未必每年会遭勾决，且可能因各种大赦机会而继续减刑、甚至释放。

杨灏的求生希望，正在于此。

案发次年（1757年），根据刑部报告，杨灏在上年九月案发，最多只用了半年就已完成退赃。尽管如此，刑部的报告依然是不准减等，根据各种史料参酌，估计是湖南巡抚陈宏谋不同意。这样的案子，具体的审理依然在省里，中央只是负责监督及核定、包括死刑核定。

不久，湖南巡抚陈宏谋调任，新巡抚为蒋炳。接手此案后，蒋炳即提出，鉴于杨灏已经在期限内退还赃银，根据刑律修正案，应当减刑，因此改为“缓决”。所谓“缓决”，指危害性不大而可以缓期执行，是清代死刑复核中的一种甄别类别。

根据《大清律例》，死刑按照执行时间，分为“立决”和“监候”。立决就是立即处决，监候则是要等待“秋审”时另行核准才能处决。监候的死刑犯，在报送“秋审”时，分为“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嗣”四个卷宗，经省里决定，再报刑部，最后由皇帝拍板。

蒋炳把杨灏移到了“缓决”名单，当然是为了救他一命。但没想到，秋审时出问题了。

当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正陪同太后巡视蒙古的乾隆，看了卷宗后，雷霆震怒，居然在一天之内连下四道圣旨。

在乾隆看来，杨灏监守自盗、数额巨大，没有执行“斩立决”而执行“斩监候”，就已经是优待了。湖南和刑部，居然还将他从“情实”案卷转入“缓决”，不仅有包庇之嫌，而且会起到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反正只要退赔就可免死，贪官们必将“前腐后继”!

他在当天另发给军机大臣的第二份谕旨中，指示说：

“蒋炳奉到此旨，即率同藩臬二司，将杨灏亲押，即行正法。倘泄露风声，俾先知觉，或至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

蒋炳本想救杨灏一命，却没料到反而让杨灏死得更快，而且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当天的第三、第四份谕旨，乾隆将怒火对准了蒋炳，下令将其革职、抄家、查办。蒋炳刚去湖南当巡抚，连位子还没坐热，就落了个充军的下场，在反腐风潮下，当官真正成了高风险的职业。

一年之后，又出了一个比杨灏贪污金额高出3倍多的官员，乾隆皇帝却维持了军流的原判。他批示说：“此虽向例，但思侵亏仓库钱粮入己限内完赃准予减等之例，实属未协。”

这是一封值得注意的批示，一是乾隆承认“完赃减等”的确是“向例”，如此，上一年他追杀杨灏、处罚蒋炳等人，就显然不是依法办事了；二是乾隆明确指出，“完赃减等”的条款“实属未协”，因此，宣布将这一修正案完全取消。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完赃减等”这项刑法修正案存在了33年，给不少贪官带来了生的机会。乾隆的批示，令《大清律例》重回初始条文，为贪官们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大门——贪40两就要杀头。因此，乾隆中后期为反腐而诛杀的贪官，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时代。

但是，乾隆朝的吏治，却并未因为贪官的滚滚人头，而变得更为清廉。因为，在取消了“完赃减等”条款之后，最多不到5年的时间，大清国就出现了另一个新生事物“议罪银”，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议罪银”制度，为贪官，尤其是高级别的贪官们，打开了生路，也令吏治进一步败坏。那些被割了肉放了血的高官们，依然占据高位，可以通过经营权力将“议罪银”的本钱捞取回来。和珅也正是因为掌管“议罪银”的收取，获得了极大的寻租机会。

更为吊诡的是，被乾隆取消了的“完赃减等”刑律，43年后又被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恢复。而且，比雍正当年的宽免政策更进了一步，嘉庆的新条例规定：“三年限外不完者，死罪人犯永远监禁。”这等于是取消了贪污罪的死刑。

自此，大清国成为贪官们的天堂：即便被发现查处，无非是退赔赃款；即便无法退赔赃款，无非是坐牢而已。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坐上几年牢，享用一辈子。这样的法律，与此前的松紧带反腐一样，开始成为催生癌细胞的基地，侵蚀着帝国的国运……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