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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睿评 |从 “迁出说”到“溢出说”,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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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璇 2020-03-22 08:34
摘要: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互相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的超大规模制造业能力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共生演化。《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作者以半年实地走访考察,力证中国制造业优势转移东南亚的逻辑不成立。

从近年来时有所闻的中国制造“迁出说”到“溢出说”这一全新观点来看,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究竟如何?


越南的“疼痛”」

随着国内有序复工,越南工业和贸易部紧张的神经略有缓和。之前该部曾担心由于疫情引起的供应链问题,可能导致三星电子新手机的生产推迟。三星是越南最大的单一外国投资者,其两种新型手机的大多数组件都来自中国。

除了电子制造,汽车、电器领域也受到影响。越南电视业务部援引越南电子商业协会的报告称,“如果在接下来的1到1.5个月内没有控制该流行病,我们的库存就会用完”“国产电视和电话的产量将急剧下降”。一些国外媒体对此总结:“越南在材料和设备上非常依赖中国,这使得该国在暴发疫情时变得脆弱。”

此前牛津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延迟复工推迟了中间品的出口,导致全球某些地区的供应链放缓甚至停止。其中最能感受到这种供应链问题带来的“疼痛”的就是越南。越南进口的核心中间产品超过40%来自中国,这意味着寻找短期替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疼痛”,正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而此前,关于中国制造业正在迁出、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制造大国地位的论调甚嚣尘上,尤其是自2018年中期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以来,更有人认为大量制造企业正在迁往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以下简称《溢出》),讨论的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当下和未来。他提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制造能力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共生演化,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这一观点在疫情之前看似与大多数唱衰中国制造的观点相左,却在疫情之下以一种大家始料未及的方式得以验证。

「从“枢纽”到“溢出”」

《溢出》之前,作者还曾在2018年元旦出版过《枢纽》一书,“溢出”的观点在该书中已有初步体现。他在《枢纽》下篇讨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部分提出,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其一系列的结构性特征,使得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枢纽》出版不到半年,一些制造企业开始撤离中国、转移至东南亚,作者的观点受到严重挑战。为此,他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实地调研,《溢出》便是这半年实地调研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质疑的回应和对“溢出说”的深化———所谓的制造业从中国“迁出”,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作者在调研中发现,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基于越南基础设施、配套系统、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则很难转移出去。而这些能转移的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越南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制造业就越来越深地嵌入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中。当我们的注意力被越南对美贸易增长、中国对美贸易下降的数据所吸引时,忽略的是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

形势在发展变化,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来划分制造业。事实上,任何一种复杂产品的制造,几乎都是在各国之间实行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并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会被转移出去。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形成了几乎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网络,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其硬件制造仍要通过电子产业完成,因此,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成就了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而今天,这个体系正在变得更强大,而不是衰退。

「成本控制也是技术活」


世界提琴之都——泰兴溪桥乡

作者的调研之路从长三角、珠三角的“特色”乡镇开始,比如泰兴溪桥乡。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乡镇,却被称为世界提琴之都———小镇拥有各类提琴生产企业220多家,年产各类提琴70万把,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70%、世界市场份额的30%。

这样的乡镇在中国有很多:全世界将近1/3、全国将近一半的泳衣,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超过全国85%、超过全世界一半的钢卷尺;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大约全世界70%的打火机……

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这张名单曾经令国人自豪,但近年来却颇不受待见,认为这些低技术产品实在上不得台面。产业升级、实现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固然是重要和具有战略性的,但在作者看来,这些乡镇所蕴藏的力量和智慧既不能小看,更不能抛弃。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中国制造”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对不是“低技术”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不能生产出便宜的钢卷尺。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就隐藏在这里。

成本控制涉及很多因素,远不止人工和土地这两种要素。事实上,作者对比中越两国发现,两国的土地价格非常接近,虽然越南目前的薪资水平比中国低,但工人的工作效率也低,管理成本却高。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计算机,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同样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各种“中国制造”产品相当于在计算机上“跑”的应用软件。无论什么软件,有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撑,才会有出色的表现。

所以,泰兴提琴制造业的案例,以及其他一系列牛气冲天的小镇的案例,反映出的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或一个系统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当然不可能脱离世界独自运转,它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中才能存活,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光看到世界经济秩序,而忽略了中国经济本身演化出的这个体系的强大。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靠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庞大的内部消费市场,尤其是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互相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广州”是一个意象」

作者的观点在越南得到了印证。

当被问到“越南未来是否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时,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阮德成回答:“怎么可能!越南的规模太小了。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

在越南,“广州”不是一个中国地名,而是一个意象,意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这个意象代表着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代表着合理的价格、可靠的质量和快速的反馈。

三星手机从“中国制造”变为“越南制造”常常被视为中国制造业发生转向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制造业供应链也转走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对比2007年到2017年世界主要手机出口国在手机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发现,越南的占比在10年间从0增长到了16%,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同期,中国从37%增长到了56%。如果加上内销部分,2018年中国手机总产量其实占了全球手机总产量的90%以上。由数据可知,三星手机工厂撤离中国,并没有使中国的手机产量下降。

另一个案例是苹果公司将代工厂转移到印度。但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数据显示:2019年苹果47.6%的供应商位于中国,高于2015年的44.9%。这些都说明:越南所关注的“广州”,其力量和韧性是超乎想象的,虽然它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全球制造体系中的任何一员,都必须直面“广州”供应链网络的力量,必须理解其内在机理,恰当推想其未来走向。

「不单是“企业”走出去」

中国制造业向外“溢出”,必然带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作者在书中举了正反两个例子。

一是中国摩托车在越南遭遇“滑铁卢”。越南是摩托车大国,中国摩托车于1999年进入越南市场,仅3年,即取代了之前占据越南市场份额98%的日本品牌,坐上了第一的位置。但是,第一的位置来得快,去得也快,2003年,第一的位置不仅被日本品牌抢了回去,中国摩托车更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故事很老套:中国摩托车企业彼此展开恶性低价竞争,导致摩托车质量直线下降,成为劣质的代名词。

与之相反的成功案例是海尔收购日本三洋之后,没有一心只想着打海尔的品牌,而是细细观察市场后,决定继续使用并用心培育原三洋所有的子品牌AQUA。对一家真正要实现国际化的大企业来说,不应从特殊的区域本位出发来思考问题,而应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形成并实施具体策略。我们常常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但问题或许应该是如何建立“全球企业”、如何面向世界布局,只不过这个全球企业的总部正好在中国。

这既是海尔带来的启发,也是作者试图传递给读者的思考。作者在书中敏锐地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对国家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去国家化的分布式组织技术。作者认为,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技术的演化天然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当下和未来需要政府给予更多层次、更加复合性的政策,也更需要警惕管理上的不“越界”。

作者是位史学研究者,这使本书的面目亲切可读,而不像通常所见的经济类书籍。作者尤其对人充满了关切,他既讴歌当年那些勇于开拓的改革者,也致敬今天在越南工作、生活的中国群体,他认为是他们衔接起了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他为他们长期被忽视而感到不平。

“历史学就是未来学”,这是作者喜欢讲的一句话。《溢出》的故事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叙事逻辑:书中所讲,既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溢出》

施展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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