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年，社会上掀起“国宝热”，有关国宝的电视节目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2分，成为2017年年末的综艺黑马。而2018年伊始开播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更是积攒了超高人气。在这些节目走红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好奇与热爱。日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吕静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作了演讲，揭秘国宝里藏着的故事。

“国宝”一词，近年来频现于媒体讲堂。从字面看，作为“国之珍宝”来解释，应该没有异议。不过更准确地说，“国宝”实际上是表示文物藏品分级的专业用法，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叫“国宝”。

今日存世文物，是人类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一件文物，可能暗含先人进步和发展的踪迹，也许就是凝结古人思想、表达审美情趣的载体；一件文物或许昭示了先祖对科学真理的觉醒，或许展示了匠人的巧思手艺、承载了民众的生活样式。文物，是向今人表述古代历史文化不会作假的物语史证。了解中国灿烂的文明，学习历史的智慧，让我们从一件件国宝文物开始。今天的演讲，我就和大家谈谈藏在国宝里的故事。

后母戊方鼎与中国人的铜鼎信仰

第一个要说的，是后母戊方鼎，它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目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器通高133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作为存世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体量和重量之最，堪称“国之重器”（图一 ）。方鼎的内壁铸有“后母戊”三个端丽柔美的铭文。也许有人会问，这个方鼎原先不是叫“司母戊”吗？是的，原来是这么称呼的，但近年不少学者认为，虽然甲骨文中“司”和“后”构形无别，可以通释，不过以该器是商王文丁为祭祀王母（妣戊）而作，那么读为“后”也许更为妥帖。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始以“后母戊鼎”更名。

图一/ 后母戊方鼎

根据最新检测，这件方鼎总量达832.84公斤，预估制作时的铜液总量不少于1200公斤。要烧制如此庞大的铜鼎，至少需要80余只坩埚同时开烧，不少于千人同时劳作。根据现代实验考古的经验，青铜器制作，每增加一倍的重量，难度就会提高七倍。制作这件方鼎的难度，堪称青铜器制作史上之最。细察种种迹象，有学者指出这仍然是一件不完美的作品，换言之，有些地方明显有“做坏了”的痕迹。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损该鼎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技术和审美价值上作为杰出代表的地位，这件国宝文物诉说了3500年前的商代，已经拥有高度组织性、巨大规模性的青铜铸造业，达到了古代青铜铸造业巅峰水平的事实。

这件方鼎在造型、纹样、构图、角色上的制作表达，既让我们钦佩设计和施制人的匠心巧工，也勾连出探谜的强烈愿望。方鼎主体的四个面为无文素面。在素面的四周敷设一圈环带文，环带文的上下各横展一对龙。细察龙形：龙嘴大开，龙身蜷曲短促，有足而卷尾，这就是夔龙纹，是中华龙在商周阶段的典型形象。环带文里还有一层作为地文的云雷纹。先敷设地文，然后在上面作浅浮雕的双层纹饰，是商周青铜器纹饰的重要工艺特征。方鼎的四个圆柱体支足，上段兽面纹（即饕餮），下段则是三道精细着力的凸弦文。夔龙纹、兽面纹都是最常见的商代青铜纹饰，而最令人惊愕的图像在该方鼎的立耳。

图二/立耳虎噬人头图影及拓片

早在1939年后母戊方鼎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时，已有一立耳失踪，此后一直下落不明。1949年方鼎存放在南京博物院，在当时院长曾昭燏的主持下，补铸了缺耳。今天我们看到展陈在国家博物馆的双立耳，其中一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铸的复制品。这件立耳的外侧面是双虎口衔人头的吊诡图案。双虎都是后肢与尾支地，前肢拱起，在两两相对的张嘴虎口中，安放着一颗人头。这个人像额浅、面平、鼻宽、耳张，神闲气定，无惊无恐（图二）。虎噬人头，究竟寓意何在，令人遐想。盘点中原大地上的陶土器、青铜器，人虎同框、虎衔人头的造型，还真不少见。河南郑州商城的陶簋残片上有虎噬人形；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商墓出土的龙虎纹青铜尊，在铜尊腹部也有左右双虎口含人形的浮雕。众所周知，目前日本和法国分别收藏着“虎卣”的商代酒器。以京都泉屋博古馆藏虎卣为例，整件卣就是一只圆雕造型的蹲立虎。虎的后肢与尾点地而立，前肢托抱一人，老虎张口含胸，正好罩抱着人形。而该人形作婴儿求抱状。这件青铜酒器的人虎依凭位置，正好可以为后母戊鼎立耳上的浮雕虎噬人像作一个立体的注脚。

后母戊方鼎之所有成为国宝，不仅仅是因为其高超的制作工艺，还与其承载的文化寓意有关。首先需要启蒙一下关于鼎的常识。鼎是一种架在火上烧煮的烹饪器，可以看作由三部分构成：中间主体部分，像碗或锅的容器，内盛放食物；下部是三足，上部有两耳，用以木棍贯穿双耳，有抬举和移动之用。青铜鼎的前身是黏土制的陶鼎，历史相当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覆盖整个古代时期。当陶鼎变身为铜合金铸造之时，鼎便集聚了中国人对祖先、对神灵信仰的情愫，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权威的宗教般崇拜。盘点先秦、秦汉时期关于铜鼎故事以及当时人的议论，发现铜鼎在中国文化里已经从人世间的饮食烟火，提升到政治和宗教权威敬畏膜拜的层面。禹铸九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及秦始皇泗水捞鼎等，其实都有谋求统治权的寓意所在。而当我们探究它们之所以被附上浓厚的政治、宗教色彩之真相时，发现与鼎在遥远时代作为庙堂祭祀场中祭器之首的地位，不无关系。因此，当这座古老方鼎传世至今，我们仿佛能看到祭祀文化、政治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这段历史，乃至理解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的含义，都是大有帮助的。

一件酒器引出一段宫廷宴舞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件国宝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图三）。与后母戊方鼎之重截然相反，这件银壶通高14.8厘米，重549克，可谓体量轻巧。但你们不要小看它，它可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一级文物。为什么它能在众多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宝呢？其胜不在于体量的大小和轻重，而是这件小小的酒壶，不仅汇聚了唐时期中华与外部世界文化互动交融的众多信息，更展示了西亚高超的金银器锤揲錾刻工艺在中华工坊里的精湛发挥和创造。

图三/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从外形上看，这是一个皮囊形状的酒壶，仿马背民族的携身饮具，由一整块银版打造，采用锤揲法打制、并剪裁出皮囊酒壶的大致形状。然后在壶腹的位置，利用錾子模具各锤打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扬尾的舞马形象。而且唐朝的匠师并没有止步于錾刻舞马，在此浮雕上更施以鎏金。经过打磨和抛光，黄熠四射的舞马与银白素地，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件银壶在工艺上集合了三种经典的金工技艺，即锤揲、錾刻和鎏金。所谓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和延展的特性，把金银版片锤击成型。錾刻，就是利用大小不同、形象各异的錾子，垫在金银版材下面，用小锤徐徐击打，令金银版片上凸现出浮雕式的花纹图案。这种金银器的锤揲法和錾刻工艺，源自波斯、中亚和拜占庭，汉代传入中国。进入唐以后，在朝廷的重视和推动下，得到了极致发展。而把黄金锻打成金箔或剪成碎金片，熔烧至400度后，倒入水银，搅拌成膏状的金泥，涂在铜、银等金属表面，待水银蒸发，金泥沉淀附着于器表，就是鎏金的技法。壶嘴上的莲花瓣形盖帽、提梁以及壶身与壶座焊接处的同心结链，都施以鎏金。

舞马形象是这件文物中的最大看点。马，这种动物视力差，听力好，善奔跑，能负重。远古以来就在战争、交通、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往往珍爱马匹、重视养马业的王朝，都是繁盛强大的时代。比如秦国，他们的祖先非子是替周天子养马的“专业户”，发自西岐，走上崛起之路，最终统一了六国。汉朝的武帝把求良马、建骑兵作为国策大力推行，终以卫青和霍去病率领汉兵逐匈奴复汉土，流芳史册。唐朝更是一个爱马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王子的时候，骑马征战打天下，他的坐骑都是外邦的名种良马。唐太宗登基后，在筹划自己百年后的陵墓时，在陵墓的祭道上留下了他心爱的六匹战马形象，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六骏由宫廷画家阎立本起画稿，画家的弟弟阎立德作雕塑。

到了唐玄宗时代，社会越来越富裕，享乐生活千姿百态。在宫廷御苑，马又多出了新的功能：在皇室贵族的盛宴中，舞马盛装出场。舞马原本不是中原的节目，《明皇杂录》载，“塞外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唐玄宗这位精通乐律、时尚新玩的皇帝，延请来自外邦的马师训练舞马。这些舞马身披锦丝文绣，络以金银珠玉，随着《倾杯乐》曲，蹈步起伏，纵横应节，曲终之处，屈膝衔杯，献酒人主。玄宗时代宫宴舞马，大概是上层社会的一大盛举，皇族显贵乐此不疲。玄宗的宰相张说更是舞马流俗的鼓噪之人，他留下了十多首舞马词。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描述舞马，“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银壶上的鎏金舞马，五官清晰，身形比例准确，骨骼健硕，肌肉富有弹性，鬃毛马尾飘逸，穗带花结扬起，展现的正是倾蹲后肢、衔杯献酒的瞬间。

唐朝宫廷贵族间曾经盛极一时的盛宴舞马和衔杯献酒的景象，通过宫廷少府里细工金匠的巧手造作，永远留在了人间，也替不入史乘的文人笔记和唐诗闲赋，加注了证史的第一手材料。从这件国宝中，我们仿佛能看到唐朝盛世之景，对向世界开放的大唐气象也留下深刻印象。

足球起源于中国的物证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国宝，是一面镜子。蹴鞠纹青铜镜，直径10.6厘米，厚0.6厘米。镜面平滑，镜背铸男女四人蹴鞠游戏的高浮雕图像：左侧一高髻插簪的长袖女子，镇定自若，脚尖运球自如。对面一戴幞头男子伺机抢球，神情紧张。人物刻画细微，铸艺精湛。对垒的男女双方之外，还有侍女和裁判。地面零落的丛草、凸立的太湖石以及远处的石阶、草径，点明了蹴鞠的地点就在后花庭院。这是一件宋代的青铜镜，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四 ）。

图四/蹴鞠纹青铜镜

这面镜子名为青铜镜，其实以白铜为主要材料。从汉到唐宋，中国青铜镜的合金成分基本稳定在铜77.7%，锡24.6%，铅4.7%上下。青铜镜绝大多数是圆镜，也有正方形、长方形以及不规则的如星形的异形镜。青铜镜是什么用途呢？不难理解，是用来梳妆整冠的镜子。它的功能在其正面，铸造成平滑光鉴的素面，用来映照。但是青铜镜的背面却大有乾坤，纹样千姿百态，时代风格千变万化，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时代特征都聚集在它的背面。

青铜镜镜背的纹饰一般采用装饰化、抽象化的形式。这件蹴鞠纹铜镜背面纹样，相当特别，充满了写实性和故事性，特别展示了宋代社会盛行的一项游艺：蹴鞠。

蹴，动词，踢的意思；鞠，用小牛皮缝成的球，内充气，使球体更圆，更灵动。蹴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艺活动，2004年，国际足联副秘书长热罗姆·项帕涅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虽然不少国家认为自己是足球发源地，但历史学家以确切的证据表明，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蹴鞠。”据考证，战国以后开始出现蹴鞠，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进入两汉，民间踢球竞跑，充满大街小巷。有一个叫桓宽的大臣写有《盐铁论》，在“国疾”篇中，有段文字专门讲述各种社会现象：“贵人之家，蹋鞠斗鸡”，民众也是“康庄驰逐，穷巷蹋鞠”。这里的“蹋鞠”指的就是“蹴鞠”。河南登封启母阙画像石刻有一帧女子甩长袖躬身踢球的图像，表明2000年前的汉代，蹴鞠游艺就已流行于坊间。

图五/宋太祖蹴踘图

到了唐宋，蹴鞠大大普及，无论男女，均乐此不疲。晚唐的唐骈在其小说集《剧谈录》里，生动描写了一个路边行走的少女参与皇宫禁卫班少年踢球的有趣场面：“时春雨初霁，见一三鬟女子，穿木屐于道侧，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这个少女脚穿木屐，把来到她脚前的球，稳稳地接住，又将球猛力一踢，直入数丈之高，球技之精湛，引来观者甚众。时至两宋蹴鞠更从民间娱乐，走向有组织有规模的竞技和表演。宋代有踢球的专门组织如齐云社、圆社，有蹴鞠爱好者的专用场地，有民众推崇的球星。宋代的皇帝们都是蹴鞠的精熟玩手，也是蹴鞠运动进入历史最高峰的推手。现存上海博物馆、由宋末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的《宋太祖蹴踘图》（编者注：蹴踘同“蹴鞠”）（图五），就是对宋太祖、宋太宗蹴鞠，功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围观场面的真实写照。《宋史·礼志》记载，凡朝廷盛大宴会，都有蹴鞠表演。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每逢宋徽宗诞辰日，朝廷举行蹴鞠比赛以为祝寿。所以在两宋时代遍及全国的蹴鞠热潮中，发生像高俅、张明、柳三复等底层小吏因擅长踢球而发迹之事，亦见怪不怪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蹴鞠，女子的参与和实力不容小觑。正如我前面所述，汉、唐蹴鞠，不乏女子身影。在宋代有一支女子蹴鞠队，元朝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中记录了女子蹴鞠队的表演盛况：“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而蹴鞠纹青铜镜的主角也是一位身形优雅的女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中国女子足球队的胜绩，或许也延续了古代女子蹴鞠的基因呢！

因时间有限，我今天只能给大家简略介绍这三件国宝。各国各民族的文物，既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物证，也是当今社会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文物在今天不只限于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了解它们已经成为民众的一种文化权利。读懂文物、了解文物，既是提升全民素质的实质内涵，也是民众文化知情权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在文明历史的长度、高度、厚度上，独具魅力。作为一个中国人，逐步学习和了解中华文物乃至世界文化遗产，应该贯穿我们的生涯历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么就从我们自己的一件一件“国宝”文物开始，积累自身的学识素养。

【思想者小传】

吕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专攻先秦秦汉史、东亚历史社会、文物学。承担国家社科以及多项省部级基金资助的甲骨、简牍、漆器、汉字文化等科研项目，著有《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等，翻译日本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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