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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隐瞒、害怕、遗忘…面对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流调人员怎么让他们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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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杜晨薇 2020-02-18 18:08
摘要:但王志说,他并不想做英雄。“我们疾控人有句话,人类的健康是我们胸前最大的勋章。现在这枚勋章摘下来了,我们不过是努力想将它重新戴上。”

2020年1月25日凌晨1点,徐春华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

那是一通从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打来的电话,有一个病人刚刚被专家团认定为疑似新冠肺炎,作为奉贤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第四组组长,徐春华要负责这一个案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

从接通电话那一刻算起,2小时内,第四组必须完成包括患者近期行动轨迹、接触者信息等在内的核心调查报告。报告约8页纸,涉及100多个问题,排除穿衣服的时间、路上的时间、准备工作包的时间,留给调查和编写报告的时间,不到一个半小时。徐春华当天“运气不好”,多等了三个红绿灯,“5分钟又这样浪费了。”

奉贤区疾控中心有7个流调小组,到今天,他们已经出动300余人次,完成了81个新冠疑似病例的流调,最终确诊奉贤当地病例9人。可不知为什么,让徐春华赶上的,大都在半夜。为此,她还得了一个“黑面神”的名号。

有同事调侃,幸福感,和徐春华比一比就有了。但他们更期盼的是,江湖再无“黑面神”。

追着时间跑

没有谁会和时间过不去,流调员除外。

流调,作为传染病防控的一种手段,它过去常被运用于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例的抽样调查中,许多人一生都未必能遇到一次。这是一个充满陌生感的名词。

然而新冠肺炎是急性传染病,为快速锁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密切接触人群,凡是经医院初步认定的疑似患者,流调队必须第一时间介入,即便最终发现是 “虚惊一场”。

流调员有自己的工作准则,更确切地说是使命。就这次疫情,从接到医院通知一刻算起,2小时出具核心报告,24小时出具完整报告,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晚一分钟,病毒便会在不具名的地方多“逍遥”一分钟。只有更快掌握疑似感染者14天内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群,才能尽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防止更多人被传染。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调过程。

徐春华习惯性在下班前把流调要用的工具包收拾妥当。晚上睡觉时,从里到外的衣物也要放在床边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手机,全天候处于响铃或震动状态,确保第一时间接听。

这是许多流调员的常态。流调工作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因为医院何时收治病人是不确定的,病人何时有了初步诊断结果也不确定。等待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优化等待的过程,让响应更高效,许多流调员像徐春华一样,连自己的睡眠状态也要管理起来。他们可以在高度神经敏感的状态下睡眠,只要手机轻微响动,就能立马睁开眼睛。

而一旦2小时的任务倒计时开始,他们对时间的态度会变得愈加机敏。从奉贤区疾控中心到医院,4公里路程,开车不过十几分钟,第一组组长王志常常是一脚油门后,便进入分析案情、排兵布阵的紧绷状态。谁负责询问病人,谁负责与医生沟通,谁负责编写报告,都要在下车前搞清楚,以便每个人直奔各自的工作现场。

“几点到几点,你在哪里吃饭?”“你坐了几点几分的地铁、火车?”“几点,你见到了某某?”除夕前一夜的那次流调中,第二组组长胡晓丹亲自下场,负责询问刚刚入院不久的一位病人。

在长达近一个半小时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围绕“时间”展开,并最终获得上百条有关患者的行动轨迹线索。“这还不够。”胡晓丹说,一份确保详尽的流调报告,必须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疑似患者在过去14天内每一个时间段的去向、行为必须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这中间,哪怕有5分钟时间是模糊的、说不清楚的,都很可能导致无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风险之中。

有时,他们也会在时间留下的线索中找到破绽。王志曾调查过一个病人,她的症状像极了新冠肺炎,但时间序列出了问题:“她的症状是在去武汉前,也就是可能接触传染源前已经出现。从疾控专业角度判定,症状出现在暴露(传染源)前,可以基本排除染病的可能。”很快,核酸检测结果出来,阴性,印证了王志的判断。

王志和组员出发流调。

“相互为难”的事

一个月前,胡晓丹第一次面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她翻开了8页纸的流调报告模版,扫视了一遍,又默默合上了。

为了让流调工作精准化,流调报告往往被制成表格的样子。所有需要问及的问题,表格上都有呈现。“但实际上,我并不能刻板地按照它来提问,这样会把病人烦‘死’。” 胡晓丹说。

这毫不夸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病人,同时承受着身体的不适,和对疾病的恐慌时,有人跑来照本宣科地追问:你14天前去过哪里?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你的内心很可能是拒绝的,甚至大脑也是一片混沌。那么,你便可以想见,此时站在你对面提问的那个人,正面临着怎样的困窘。

“你还记得……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在胡晓丹流调过的所有病例中,这样的问答时有出现。为了尽快得到准确信息,流调员必须想尽办法营造放松的聊天气氛,引导患者像“拉家常”一样说出自己的经历。“比如从特殊节点上的特殊事件着手,询问对方年夜饭在哪里吃的,同桌人还有谁?年初一有没有去见朋友,是坐什么车去的?激发他的记忆。” 此外,还要通过联系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用彼此记忆的重合部分来验证每个答案的可靠性。

如果问题的答案已被患者丢弃在脑海深处,那就要想办法让对方掏出手机,通过手机上的一些支付证明、票据等,找到事件与事件的连接处。或者通过与其他部门共享数据,找到患者在某些公共场合出现的证据。整个过程,有些像福尔摩斯探案。

不同之处是,对流调员来说,洞察患者的情绪变化,有时比知道真相更重要。徐春华说,有些病人看到身着防护服,带着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的流调员,本能会后退一步。“他们心里在打鼓,我是不是已经染上了。那种情绪的焦虑感和身体的痛苦感,你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不会做心理疏导的流调员,是很难完成流调工作本身的。

然而人性复杂,没有一个流调员敢拍着胸脯说,一切尽在掌握中。“我碰到过几次,流调过去了一个小时,病人还不肯开口说话。” 徐春华说。

前不久一位来自安徽的疑似患者在奉贤区中心医院就诊,他看上去并不难缠,对于来沪后的所有行踪都交待地很清楚。可唯独在安徽的那几天,讳莫如深。当天24小时的详细调查中,围绕这个问题,流调员们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终于在他本人和周围密切接触者隐晦的描述中获知,患者曾在安徽当地一个黑麻将馆连打了8天麻将。之所以三缄其口,只是因为担心坦白后,“连累”了麻将馆的生意。

一名疑似患者坦陈了自己所有的行踪,独独隐瞒了期间某两个小时在某商场流连过的经历,原因是身边携带的女伴并非自己的妻子。还有一名疑似患者起初对流调员的到来非常抵触。最终得知,她在微信群里曾看到过一份真假难辨的“上海新冠肺炎患者信息表”,她误以为是流调员公开了别人的隐私,她只是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流调本身是一件相互为难的事。但在疫情之下,它绝对重要。”奉贤区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说。而流调员所能做的,是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尊重每一位当事人。半个月前,奉贤区疾控中心所有流调队,将面对面流调的方式,改为电话流调。“主要是为了避免患者看到穿防护服的流调员,而产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流调前,准备工作包。

流调之外

今年1月28日,家住奉贤、在武汉读大学的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患者父亲给王志去了一个电话,告知了这一喜讯。彼时,距王志第一次见到这对父女仅过去了7天。那个曾当着王志的面暴跳如雷的父亲,如今却拿王志当自己人。

女孩是王志这一阶段从事流调以来,遇到的首个确诊患者。1月21日晚8点,王志和胡晓丹两组人马同时赶往奉贤区中心医院,那里有两名患者等待流调。

2小时内,女孩对于前期在武汉的聚餐史、行为轨迹做了较充分的回忆,但回沪后的情形,她很难完全描述。因为其中涉及几次和父亲朋友的聚餐,那些叔叔阿姨,连她自己也对不上号。接下来的流调目标,转移到女孩父母身上。但执拗的父亲拒绝了王志,“你们这就是小题大做。” 调查陷入僵局,甚至还充满了火药味。

然而父亲的虚张声势,不过是源自对女儿的担忧。当时,根据医院专家对症状的判断和流调员对其流行病史的判断,女孩确诊的概率非常高。在流调队员的再三劝解下,父亲给了一部分密切接触者的名单,让流调有了进展下去的切口。

一面是24小时内紧张的流调,另一面,在女孩所居住的社区,又出了新的状况。次日下午5点,疾控中心派出的消毒队被女孩父亲挡在了家门口。就在两小时前,女孩的核酸报告结果出来了,阳性,对这个家庭彻底的消毒,是防控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任当地居委干部、镇政府领导、治安大队队员怎么敲门,父亲就是不愿开。直到王志和民警一起赶到,父亲才勉强从家里走出来。当时的王志刻意没有穿防护服,而是只带了一个口罩。

在女孩家门外的走廊里,王志主动向女孩父亲伸手示好。“你好,我是王志,我们见过面。”“这不好吧,这种时候还是不要握手了。”此时这位父亲反倒表现地谨小慎微起来了。

王志笑说,“我是专业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或许是感受到了善意,父亲不再疾言厉色,反倒跟王志吐起了苦水。事实上,从昨晚女孩留院观察后,父亲回到社区就已经接收到来自周围邻居、小区住户的许多负面情绪,有恐慌的、排斥的、嫌恶的等等。他本就无从辩解,却也无法消化来自他人的眼光。如今这么多人兴师动众找上门来,他毫无疑问会成为整个社区流言蜚语的众矢之的。

当天完成女孩家庭和社区楼道、地下车库等密闭空间的消毒后,王志将手头其他的流调工作安排给了队员。他已经意识到,此刻没有比人心的安定更重要的了。他抓紧在社区开了一次健康教育的讲授课,把进行疾病预防和消毒的方式方法讲给居民听。这对于正确认识疾病是奏效的,但对于消除恐惧,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女孩入院后,父母进入了14天的居家隔离期。隔离中间,又发生了许多让这位父亲身心俱疲的事。如女孩妹妹的再度确诊,父亲朋友们、那些两个孩子的密切接触者陆续打来电话,其中一位慌张至极,扬言要“逃跑”。还有社区里依然紧张的空气。

某天晚上,当王志结束手边工作准备回家时,接到女孩父亲的电话,语气低沉、濒临崩溃。那个电话很长,但直到挂掉电话王志才猛然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个流调员和患者的对话,而是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诚意交流。王志最终说服女孩父亲的那番话是:你是家中唯一顶门立户的男人,只有你坚强,这个家才坚强。你要是放弃,这个年就真的过不下去了。女孩父亲回答:我可以的。

这些天,奉贤区疾控中心食堂,成了每个流调员的慰藉之地。流调回来,还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这是对奋战一线的英雄们最大的奖赏。

但王志说,他并不想做英雄。“我们疾控人有句话,人类的健康是我们胸前最大的勋章。现在这枚勋章摘下来了,我们不过是努力想将它重新戴上。”

栏目主编:徐敏 文字编辑:杜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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