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9日，上海市各卫生事务所，各医院挤满了前来为孩子种牛痘的人，老闸区（老闸区东沿山西南路、汉口路、山东中路，西沿西藏中路，北沿苏州河，南沿延安东路，后并入黄浦区）卫生事务所为例，全天种痘人数在4500左右，队伍竟排到五马路，“家长们不怕腿酸，不怕饥饿，不管小孩子哭喊，挤在一起等着种痘，卫生工作人员忙的满头大汗，一面工作，一面向群众解释:‘那天种都可以，何必挤在这一天，不该再迷信了。’”原来这天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为传说中的百花生日。当时的迷信思想是：这一天百花齐放，种痘可以发，取个吉利的意思。

但当时，有的市民相信旧法种痘，相信要见血才是吉兆，1950年3月29日这天，城隍庙中的江湖医生和走方郎中都靠了百花生日发了一笔小财，“愚蠢的家长们愿意化五千元把孩子的腿划的流血不止，不肯去医院施行新法种痘；卫生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卫生事务所去？既可免费，又无危险。’他们说：‘那里种痘不见血呀，种了也不发。’学医的人们给他们解释：‘旧法种痘是从患过天花患者身上脓泡取下的脓液做痘苗，带有过滤性病毒，种不好便闹天花了，而且用刀子割的血流如注，不消毒很危险，顶好是破除迷信、相信科学，这些人听完又后悔了。”

不仅普通市民有迷信，当时好几个医院用大红纸贴出“百花生日，全天种痘”。当时的媒体报道不仅点名批评了这些医院，还特意指出“所以在这里把天花的来源、传染、预防等简单的报导出来，希望家长们不要再以自己的无知，伤害下一代，让百花生日在你的心中死掉吧”。

在疫病面前，流言有时是次生灾害。1919年上海地区流行霍乱，当时一些人不去注射疫苗，而是“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悬挂一幅石灰图，据说可以阻止疫鬼进门。还有一些人在七月半时仿照清朝时习俗，备办各种仪仗队，到处游行，为了赈济孤魂野鬼，免疫病之灾”。

为了改变人们的抗疫认知，当时的上海进行了大量防治霍乱的宣传。包括：在住宅区张贴宣传海报，派出医生群体去街头、学校、居民区宣讲。播放预防霍乱的影片。“1931年6月6日，上海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反霍乱大游行。参加者多是受过霍乱之苦的市民、医务工作者和大学生。他们甚至抬出病患及那些因病身亡者的棺木，警示市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宣传，市民才逐渐接受接种，为了鼓励孩子们来接种，当局还一度出赏钱，奖励主动来接种的小孩。

但和抗击疾病同样艰难的，还有和人们的思想中的“顽疾”斗争。可这顽疾背后，也和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息息相关。

1946年，丹阳的松卜村，患霍乱而死者达30人之多，南门外柳茹村内，农民贡玉波夫妇及其老母突染疫病于数小时之内相继毙命，全家四口仅留下一婴孩，其岳母因来探病返家后吐泻交作，亦于数小时后身亡。当地旅沪人士捐来疫苗一百瓶，盐水针一百八十瓶，免费注射及医治，可是这仅限于城市，乡民们要打防疫针须在火似的骄阳下跑上几十里路，当然很少进城去注射。只有在病势严重、奄奄一息的时候，才会用籐椅竹榻抬进城去医治，很多人不及进城，就在半途中死掉了，广大的乡村没有一点医筑卫生设备，农民只能迷信着鬼神，各处大做太平会。

1949年8月，上海的安徽会馆附近有人在空地上搭设祭故弄玄虚，哄称有“九龙大仙显尽”于桥下臭水浜中，意图从中取利，并且造谣说：浜中臭水可以疗治百病。以致有少数无知居民信以为真，竟不顾肮脏前来汲取。当时的公安局斜土路派出所闻讯后，当即将那个所谓“九龙大仙”的祭坛拆除一空，并用告诉居民不要上当。

《解放日报》当时长设“读者来信”和“防疫常识”栏目，日积月累地破除迷信和流言。1952年3月28日，《解放日报》就麻疹护理再一次做出澄清，“有些人缺乏卫生常识，迷信生麻疹是鬼神降灾，不好好地医治，更用些不合理的老方法处理。如把病人关在密不通风的屋子里，还有的用艾叶等等来熏，这样屋子里空气不好，就易引起肺炎。叫病人忌嘴忌咸不吃荤腥，这样病人滋养不够，抵挡不住疾病的进攻。不让病人洗脸，不近水，就使得身体龌龊，容易生其他毛病。再如不漱口刷牙，便容易得喉炎和走马牙疳病。这些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错误方法，不但救不了病人，并且能冤枉地使病人死亡，所以必须纠正。”

与疾病斗争的地方，也是与迷信和流言斗争的战场。1949年6月，上海开展了以防治霍乱为中心的卫生防疫运动。共组织预防注射队358个，免费接种霍乱疫苗375万人次。动员3600人次，清除垃圾3.5万吨，在孳生蚊蝇的重点地区喷洒药物，扑灭蚊蝇，使城市的卫生面貌有了明显改观。1950年1月，上海市第一届清洁运动委员会建立，1951年3月，上海开展了以预防天花为重点的春季防疫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居民制定清洁卫生公约，清除陈年积宿垃圾，全民接种牛痘疫苗，至当年6月底累计接种1068万人次，当年7月底上海宣布全市消灭了天花。

参考：《回眸 百年前上海那几场霍乱大流行》顾晶霞，《上海解放初期城市治理工作的历史回顾》柳宗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