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满负荷运转叫作“无人顶班”；有一种发病叫作“不是时候”。连日来，刘贺生尝尽了这两种滋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上海各口岸对微小病毒的严防死守不断升级。1月26日起，全国口岸出入境人员健康申报制度重新启动。这一制度的上一次使用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由此，口岸监控一线工作量剧增，在上海浦东和虹桥国际机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铁路上海站等现场，仅上海海关，就已投入700名工作人员驻守，这样的人力是正常时期的3倍。

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繁重的监控任务可用一系列数字来体现——现场关员日均监管6000余名进出境旅客，收取审核6000余张健康申明卡并分类存档，涉及100余人次的体温复测、20余罐的标本采样，平均每天移送高风险人群11人次，日均检疫登临9次……

人手需求激增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口岸海关各科室几乎倾巢而动；意味着大量非旅检岗位关员乃至关长们紧急支援现场，投入到指引、测温、检疫登临等与风险“亲密接触”的一线岗位。

虹桥机场海关关长王坚亮在一线（左）。

刘贺生，虹桥海关旅检一科关员，在犀牛角、象牙走私查获领域屡立奇功，却恨自己在此次抗“疫”中掉了链子——2个月前，他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突然发作。但他退不得，因为虹桥海关所有紧急抽调的、自愿支援的可用人力已全部扑在了一线。有严重高血压的旅检一科副科长刘雄岭，宁可随身携带血压仪，也要把自己钉在卫检岗位上，副关长夏春则申请在出境测温通道负责收取和排查健康申明卡。刘贺生想，“大家都这么拼了，你还好意思退？”

虹桥机场海关副关长夏春在一线。

同事们为照顾刘贺生，将他安排在测温和健康申明卡单证审核岗位，负责日均6000余份旅客健康申明卡的审核及相同数量的旅客体温核查。由于腰痛，刘贺生有座却宁可站着，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

刘贺生身体不灵活，由同事王荧（右）帮着穿一次性白大褂。

偶尔要坐下来，须万分小心，一腿伸直，另一腿弯曲，用三分之一的臀部去贴三分之一的座椅。

刘贺生的坐姿。

因为病痛，他那缺乏柔软度的身体完全坐不进自家汽车。但学霸如他，想出奇招，买了辆摩托车，每天僵着身子骑行往返40公里通勤路。这几日，因人手告急，他索性就住在机场临时开辟的宿舍。那晚，全天出境航班已结束，刘贺生挪向宿舍，打算脸朝下，趴床上睡会儿，以备战翌日清晨5时多开始的出境旅客监管。

刘贺生的睡姿。

可21时左右，机场又临时接到通知，一班航班即将抵沪，上面坐着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过的旅客，须启动“中风险防护级别”的登机排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需要重点排查的航班也将到港。人手又告急，怎么办？科长正犯难，刘贺生已默默让同事帮忙换上了登机检疫所需的防护服……

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卫生检疫关员王丛昀，则是主动退掉了与父母结伴的出境游，春节从家乡嘉兴赶回，火速增援现场。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出境联检大厅卫生检疫关口，两套远红外测温仪高速运作。王丛昀需要不断提示旅客摘帽和口罩，依次进入测温通道。她告诉记者，要特别注意旅客之间的间隔。一天中，她要数百次请那些走得太快或与其他人挨得太近的旅客“退回去”，重走一遍测温通道。“我们的目标是，既不错留也不漏放一位旅客。”

2月4日14时左右，相继有来中国台北和香港的航班抵港。进港旅客在进港测温区有序排队，虹桥机场海关关长王坚亮也在现场有序引导。过去，抵港航班旅客走的是4条自助测温通道，放行速度很快，但目前这4条通道暂停，“因为非常时期，人防加技防，才是双保险”。王坚亮告诉记者，目前一个抵港航班的旅客放行约需15分钟，不过旅客们很少抱怨。一位日本回沪的老太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她说：‘不急，你们好好测，一个也别错放进来！’”

4条自助测温通道暂停使用。

虹桥机场海关关长王坚亮在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