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有这样一个新的提法，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即“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我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然而，在有关生产要素的认识上，却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飞跃与提升。因为传统的认识只有二要素论、三要素或者四要素论。而此次《决定》中的提法却一下子由此跃升为七要素论。如何认识中央文件中这一关于要素认识的飞跃和提升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当前的我国为什么要进行这一观念和认识上的创新？

熟悉经济学的人都会发现，一部经济学的演进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社会有关生产要素与财富增长携手并进关系的历史，而伴随着每一次有关生产要素认识的深化必然就会出现一次人类生产方式、生产方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巨大增长过程。

我们以生产要素从“三要素论”向“四要素论”的飞跃为例，在17、18和19世纪，经济学界的普遍认识是所谓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论”。当时的经济学界为什么会认识到“三要素论”而不再是之前的“二要素论”，背后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在这三个多世纪当中发生了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农业和工业革命。在农业和工业革命当中，诸如轮作制的推广、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蒸汽机和相关机器设备的重要性变得日益凸显，以机器设备为代表的资本在生产和财富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地，伴随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总量很快就超过农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量总和。

类似的是，到了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大批欧美经济学家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增长因素的核算以及新增长模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发现，随着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在生产中重要性的递减，知识和技术进步开始变成一国经济增长的“第五要素”。相应地，伴随着知识、技术进步认识的大幅度提升，整个世界的财富增长也迈向了向知识、技术和创新要贡献的新发展阶段，由此诞生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

站在这一生产要素演进发展的这一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知识、技术之外的第七生产要素——数据，肯定会带来无限创新的可能，并成为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再一次增长的契机，对此我们当然乐见之，而不是惶恐不安。

从截至目前为至有关生产要素认识深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所扮演的作用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在此之前的五次或者六次要素演进过程中，都扮演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非西方国家尽管文化灿烂、历史悠久，但在这一点上它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落伍了。

比如，提出“二要素论”、“三要素论”以及“四要素论”的研究者大多数来自英国。而提出“五要素论”或者“六要素论”的绝大多数人均来自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西升东降”的结果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的农业生产由于农业革命带来了飞跃，而工业发展、科学技术也由于技术进步、发明创造、制度创新等而飞速发展，这种较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实践在不断召唤着新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创新，同时，新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创新也很好地启迪和引发了那里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17世纪后期，英国的采矿业，特别是采煤业发展相当迅速、规模庞大。由于英国地势相对较低，并且很多地方靠近河流或者大海，因此，采煤过程中的地下排水问题便成了影响采煤业效率和成本的重要障碍，于是，发明各种各样能利用真空提水的蒸汽机就是英国蒸汽机之所以能诞生的伟大实践基础。而正是瓦特对蒸汽机的天才式改良，使得蒸汽机成为可以支撑英国大工业生产的运输设备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要孕育出新的经济思想，一定同时也意味着这里的经济活动、这里的社会实践活动，这里的生产发展比较活跃，这才能为新思想和新方法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需求和市场环境。

反过来说，在过去历次有关生产要素认识的飞跃中，为何非西方世界并没有能成为其中的主角，而是配角，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非西方世界在过去三四个世纪长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浪潮中，它们变得相对落伍了，或者说，它们没有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而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如何维护并延续灿烂文明所塑造的辉煌中去了，从而暂时错失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这几班快车。

我们将当代中国放在这一历史演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口来看，建国以来的七十年，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而且也保持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能否在经济发展与科技飞速进步的洪流中创造更多的辉煌，能否在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生产要素论中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生产要素论？

首先，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稳定，为中国未来创造出更平稳经济发展、更快科技进步、更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和宏观环境。目前，中国已经在互联网应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深海下潜与探测、登月计划、航空航天等等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未来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巨大的需求潜力，广阔的空间回旋余地，毫无疑问，将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创新试验场、技术试验场、思想试验场；其次，过去七十年的中国发展，我们走过苏联式计划经济的老路，也走过改革开放的新路。如今正走在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道路上。中国仍然秉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依赖法治治理国家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在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没有像不少发展中国家那样丧失民族独立，也没有像另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走上所谓的西方民主道路，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这条道路并不完全符合经典经济学的理论，甚至常常超出它的预期，也没有依赖“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行事，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创造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创新，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冲击与挑战。笔者认为，中国过去七十年，我们不唯理论、不唯经典、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将为中国未来进行更多的生产要素理论创新和经济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数据怎样成为生产要素？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后，将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可能性机会？如果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那一定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精准生产，即生产、运输、销售之间的无缝链接。毫无疑问，这将大大降低生产成本、销售成本；除此之外，如果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那么，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知识、管理才能等等之间的匹配度将大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效率可能会提高；还有，如果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和资源，它将创造出大量全新的生产性服务业、非生产性服务业，这将意味着服务业分工会增加，服务业内容将出现更细的分工与专业化；另外，除了生产活动之外，社会上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活动也将会由于数据的嵌入，而大大提高了管理效能。反过来，这也会促使社会上生产性活动的效率会进一步推升。当然，与此相关的是，社会上对数据这种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的保护、存储、使用甚至交易等等方面的安全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