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就开始撰写“科学外史”专栏，每月一篇，至今未曾中断。如今，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为《科学外史》三部曲，与读者见面。

在科学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新科技，又该如何理解它们与自身的关系？今日人们所熟知的重大发现与成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对于这些疑问，这套由“内行人”所写的“外史”，或将提供一部分解答。

江晓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一味地歌功颂德？新时代呼唤“科普”新理念」

《科学外史》，江晓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书房：这3册《科学外史》收录了您13年来为法国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所撰写的129篇文章，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前沿科技、科幻作品、科学家逸事等诸多方面，被许多人视作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科普读物。但您本人对“科普”这个词似乎有不同看法？

江晓原：我得过很多科普的奖项，但我平时都否认自己是一个“科普工作者”，原因是我认为我们传统的“科普”理念需要拓展。

传统的“科普”以歌颂科学为主，目的是唤起人们对科学的热爱、了解更多科学成就。这种“科普”理念是科学主义的，它对科学技术是仰视和崇拜的，天然排斥着一切对科学的质疑，认为反思科学发展和新技术应用不是“科普”的义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发现传统“科普”的路越走越窄了。在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下，最基础的科学教育在学校就已经完成，我们需要拓展原有的“科普”理念，使之成为含义更广、层次更高的新理念。为了避免和原来的说法混淆，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人文或者科学传播。

这种被时代呼唤的新理念，不再仰视科学，而是力图正确地看待科学。它帮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也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同时对科学技术本身及对其被滥用的可能性都保持恰如其分的戒心。不是每一种科技创新都是正面的。“创新”原本也是个中性词，但现在人们一看到这个词就认为是值得赞赏的。而我认为，应该更加谨慎地使用“创新”这个词，谨慎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前景。

上书房：在《科学外史》中，很多篇幅重点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关联及互动，并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唯科学主义的弊端和谬误。有人因此评价这套书“颇具战斗性”，您同意吗？

江晓原：我想，要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科学，就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例如谈到核电，传统“科普”总是强调核电的“高效”和“清洁”，以及现代核电站是如何“安全”。但对核电站可能的危害几乎绝口不提。也没有一种冷静的声音去思考：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地、毫无节制地增加对电力的需求？这列名叫“现代化”的欲望特快列车一路飞驰下去，是否还停得下来？未来又会把人们带向何方？

又如，在看到诸如2013年荷兰一家公司公布的“火星殖民计划”之后，媒体蜂拥而上报道其“海选宇航员”活动，为这种“美好的愿景和未来”背书，而忽视了该计划的可行性和真实性。事实上，有点天文学常识的人都能发现这个火星移民计划有多不靠谱，与人类现有的航天能力多不匹配。后来大家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科学的原初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福祉。但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好”了。特别是当科学技术与商业利益紧密结合之后，它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资本的帮凶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坐在这趟特快列车上的我们，不应该再迷失在对科学技术一味歌功颂德的状态中。而科学人文理应肩负起对科学技术进行监督、警示乃至批判的重任，指出弊端，澄清谬误。

「抽丝剥茧、揭开画皮，也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部分」

上书房：在第三册《剥开影响因子的画皮》这一章节中，您聚焦影响因子，用整整9篇文章向读者讲述了这个“当今学术江湖中还远远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故事”。为何花这么大力气向影响因子“开炮”？这组颇有武侠小说气韵的文章意欲帮助读者建立怎样的认知？

江晓原：国内许多科学家和公众对影响因子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影响因子已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几乎没人关注，更没人注意到它的商业性质。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其认作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但事实上，影响因子是一家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用来挣钱的产品。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西方人和少数西方杂志，已经在这个风靡全球的游戏中大获其利，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弄影响因子。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和媒体对影响因子计算公式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如果学术界还要跟着玩这个游戏而丧失独立的判断，那么结果可能是骇人的。

我知道这组文章和很多人现有的认知是冲突的，但大家凡事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一贯认为，带着读者抽丝剥茧、揭开画皮也是科学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全面认识科学是有好处的。

上书房：这些年来，您对互联网与文化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关注，但您态度鲜明地称自己并不是完全“拥抱”互联网的人。为什么？

江晓原：我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的“老网民”。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当时，“上网”可不是一件等闲之事。在“机要部门”计算机房与国际互联网连接之后，给远在美国或者北京的同行发一封“电子邮件”，还是种很刺激的体验。

但是，高度普及的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美国人安德鲁·基恩的说法，互联网上的“业余狂欢”正在扼杀我们的传统文化，互联网所提供的“无限选项”正在让人们丧失分辨高下与美丑的能力。

当然，也有人辩解：“无限选项”有什么不好？高雅的精英文化也仍然存在着，人们还是可以去亲近的。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曾经我们长期生活在信息短缺的时代，因而产生了“信息越多越好”的想法。但当信息多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是越多越好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被媒体和商家疯狂争夺的“眼球”也是有限的，若是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训练来帮助他选择，人是很容易在娱乐心态和感官刺激的引诱下，去选择那些低俗选项的。

进入移动网络时代后，我对互联网的判断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坚定了。尽管一个人在手机里下载了康德的书，但很有可能在他打开电子书之前，注意力就被层出不穷的短视频给吸引走了。归根结底，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过滤、选择机制，网络狂欢最终将导致文化的低俗化。

「直面当下的科学争议，科幻作品重在思想性」

上书房：2015年出版的《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本学者对科幻影片的深度解读，曾获得第八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在《科学外史》中，您也对不少科幻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进行了探讨。为何对科幻作品情有独钟？

江晓原：我最看重的是科幻作品中的思想性。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有很多问题是不会被人们思考的，或者说，是无法展开思考的。如果硬要去思考，可能显得不太正常。但科幻作品能够在它构造的语境中对科学提出新的问题，展现新的思想，甚至直面当下的科学争议。

比如，写出了《侏罗纪公园》的迈克尔·克莱顿，其晚年作品《喀迈拉的世界》围绕“嵌合体”展开故事，涉及基因重组、克隆技术等当下最前沿的技术，是一部“生命基因伦理小说”。又如《银翼杀手》的原作者菲利普·迪克，其对人类与仿生人的人性所进行的叩问在人们心中久久回荡。

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亦是科学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书房：您也对一些票房成绩不错，但实则只是披着“科幻皮”的作品表示了不满。

江晓原：对。如果大家了解影片《火星救援》的拍摄过程和上映时间就会发现，这部影片其实是美国航空航天局配合大导演完成的宣传片，本身并不具有思想深度。

《火星救援》其实引发了我对“科幻电影中展现的科学技术细节”产生了思考。在本片最吸引人的“种土豆”这一情节中，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细节，比如火星上的阳光够不够地球上的土豆品种生长之需、“塑料大棚”里的空气如何能长期供应等。有些观众面对这些问题，就采用“幻想电影不必严格符合科学技术原理”来辩护，但在对待其他科幻电影时，又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今年《流浪地球》上映后，一时间冒出了许多从科学角度批评的文章，一些专家甚至在用放大镜挑“科学硬伤”，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上书房：近年来，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家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斩获了不少奖项。对于当代中国科幻作品创作，您有怎样的观察？

江晓原：19世纪末，当西方的科幻创作由威尔斯开启持续至今的反思科学传统，中国晚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却在全力模仿儒勒·凡尔纳的科学颂歌，想象着一个个高科技的未来盛世，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科幻创作迅速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今天的中国科幻作家，在整体上已经毫无疑问地汇入了国际潮流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刘慈欣在其作品《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对科学界有关外星文明争论已久的“费米佯谬”作出了较为精致的解答。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费米佯谬”至少已经提出了50种解释，而中国人始终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插过一句嘴。这部作品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对于人们理解外星文明这样极度高端的科学问题作出了学术贡献。这足以证明中国科幻创作的高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