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后来蜚声中外的大文豪沈从文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个年纪，搁在今天应该是一位在校中学生。而沈从文循着那个年代多数湘西少年的谋生道路，过早地去阅读那本“社会大书”，当上了“娃娃兵”。

在封闭的湘西大山里，沈从文随着部队在沅江流域的一个个小城镇辗转换防，目睹了太多的杀戮与人生悲剧。多情而忧郁的沈从文讨厌却不知如何告别这种生活，因为他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来自大上海的一张报纸和一套辞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中，沈从文回忆，部队驻扎在怀化镇时，沈从文因为通文墨，办事认真，已经被提拔为军队的文书。为了显示军人的豪气与不羁，沈从文学其他的老兵，故意行为粗鲁，说话脏字满嘴，“不拘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

后来军队新来了一位温和文雅的文姓秘书，劝说沈从文不要以粗鄙为荣，“莫玩这个，你聪明，你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自此，沈从文与年长的文秘书结为朋友，文秘书充当了他的人生导师。

在此之前，沈从文的书本知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典籍，如私塾时读的“四书五经”和《秋水轩尺牍》、《西游记》那类杂书。一个晴天，他在文秘书的行李箱里，发现两本厚厚的书，书脊上写着“辞源”两个大字。文秘书告诉沈从文，“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

根据《从文自传》所涉及的年代进行推算，沈从文此次看到的《辞源》，应该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915年发行的第一版。《辞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编撰，直到清室逊位后四年才完成。

文秘书问少年从文“看不看报”，从文答曰“老子从不看报，老子不想看什么报”。于是文秘书从《辞源》中翻出“老子”条目给沈从文看，从文才明白“老子”原来就是民间所说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从此再也不敢自称“老子”。

受了刺激的沈从文，和文秘书及另一位同袍，三人各出四毛钱，订阅了两个月的《申报》。

通过阅读《申报》和查阅《辞源》，沈从文方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广阔，外面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里闻所未闻的“氢气”、“参议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说，是《申报》和《辞源》种下了沈从文向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但他最终下决心离开湘西还得在几年后，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来自上海的报刊《创造周报》（该报由政学系人物控股的泰东书局出版发行）。

当时沈从文因为给统治湘西的军阀陈渠珍做文秘，受到了器重，被派到一个新创办的报馆工作。在报馆里，他和一位来自省城长沙的印刷工头住在同一间房。这位年轻工人推荐沈从文阅读《创造周报》，并鼓励他用白话文写作。他告诉从文，“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

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这些往事，感慨道，“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于是，沈从文下了决心，“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离开了他熟悉的、有老长官旧同事关照的家乡湘西，去外面闯荡了。

沈从文选择走出湘西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顺江可达的上海，而是古老的北京城。原因很简单，当时他的舅父——即大艺术家黄永玉的祖父黄老先生，正跟着凤凰县所出的大人物熊希龄先生在北京办香山慈幼院。少年去陌生的地方闯荡，当然要考虑能否有可以投靠的亲友。

沈从文来到北京时是1922年。出了前门火车站，就如现在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打工的青年一样，他被“黑车”司机骗了一道，这是大城市教给他的第一课。拉排车的北京汉子答应沈从文可以拉他去他要去的地方，却把他拉到西河沿的一个小客店。

这一年，沈从文20岁。在京城的六年间，在郁达夫、徐志摩等早有文名的作家帮助下，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其才华得到了文坛的认可。

1928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杂志。次年，这位只有高小学历的乡巴佬，进入上海公学任教。在上海公学，他疯狂地追求女学生张兆和。在胡适先生的撮合下，出身名门的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这个鼓足勇气走出大山的湘西少年，终于在大都市占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不是偶然间接触到《申报》《辞源》和《创造周报》，沈从文的命运将如何？也许他会成为湘西大山中一个俗不可耐的军官，娶几房姨太太，买一些田地，在某个酒席上被仇敌杀害。

从沈从文这一个案或可看出，清末民初，以上海为基地的新知识、新思想对湘西这类保守封闭的内陆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远超今天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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