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教师，那阵子上完课后就去ICU，仿佛过着双重人生——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时，光亮、灿烂、鲜花；在重症监护室里，处处可见灰暗、黯淡和颓败。”湖北作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周芳的两部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作品是她过去几年在重症监护室、精神康复中心做“义工”的观察体验所得。本职工作是医院附属护士学校语文老师的周芳坦言，她曾回避医院、疾病和死亡的话题，但人到中年后，这些问题再难回避，不如迎面而上。“我曾是习惯了‘活着’的人，‘活着’恋爱，评职称，‘活着’锱铢必较，蝇头微利，‘活着’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活着’，如此司空见惯，我麻木了。我渴望成为生死边缘里，和病人，和家属，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

在重症监护室和精神康复中心，周芳待了将近3年。“这两个地方对应着身体或心理方面的创伤，是一种困境。其实，每个人都有困境，如何面对困境，如何获得困境中的尊严与存在价值，这是我想认知的。我想写出生命本身的困惑和成长。”周芳说，与死亡过招，打过几场硬仗后，对“活着”会有更踏实的想法。“我原来不会做饭，现在能简单地炒青菜、炒鸡蛋，和家人一起吃饭。从死亡的血雨腥风走过来，会觉得每个细碎的日常都很珍贵、幸福。”

周芳也曾差点被“死亡”击倒。“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半年后病倒了，自己成了病人，在心内科住了两个月。”那是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开颅手术，周芳抵着墙坚持了6个小时，终于支撑不住。“成了病人，到高压氧舱做治疗。那儿有扇很高的窗户，看不到窗户外的人，只能听到谈笑声。他们在窗外自由地呼吸，买早点、送孩子上学，而我在艰难地补充氧气。呼吸，竟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可能每天和死亡打交道，重症监护室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对人的冲击极其强烈。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失眠，睁开眼，眼前就是白晃晃的病床单。”周芳说，重症监护室的另一个关键词是选择，“在明知可能‘人财两空’的情况下，选择坚持治疗还是放弃治疗，是家属最难的抉择。”她在书中写道，作出放弃的决定，日后就是“在刀尖上过日子”。“有位病人的病情已经无法医治，家人选择他56岁生日的后一天。那天我一进病室，看到他的床头立着一张生日贺卡，我的眼泪唰一下流出来了。他的儿子在父亲病床前默默磕了三个头，他的两个兄弟不看他一眼，茫然地整理着被子……”

“有时，死亡必须要承认、要接受，但死亡也有尊严，文学最终表达的是人的尊严，包括死亡的尊严。体谅每一个放弃的家属和不放弃的家属，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那点深情。”在周芳看来，无论是重症监护室的人还是精神病院的人，中心词仍然是人。“既然是人，就是写所有的人。死亡，人人有份，精神疾病，同样人人有份，只是我们有时并不愿意承认。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给人提供活下去的耐心。困境考验着人的耐心，我们用肉身与它碰撞，难免遍体鳞伤。有耐心活下去，恰恰就是人间的深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写这样两本书，我是想写成安慰之书，给人间的困境，一点安慰、一点耐心、一点深情。”

“有人说我在医院体验生活，其实，用体验生活来形容我的经验不太贴切。无论身体还是心灵，我也是潜在的病患，我是在生活，而不是体验生活。”周芳说，“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这些生活现场给了她可靠的写作背景，令她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情感认知和生命体验，“我和所有人融在一起”。

“当人们谈论这两本书时，我还要重申一句，感谢和致敬医护人员。如果说他们是战士，写作者就是阵地里的记者。他们在冲锋陷阵，我从阵地里跑出来报信。”周芳说，在困境中如何自处，处理自己的生命，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苦难在那里，困顿在那里，作为写作者，不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