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希尔斯是美国20世纪继承德国社会学传统的著名社会学家。《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曾这样评价他：他本质上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西方文化传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受益于他敏锐且往往犀利的关注所带来的启示。

《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集》收录了希尔斯24篇文章，它们涵盖了新兴的宏观社会学、大众社会学、传统、仪式等主题。这些文章历时20多年，涉及知识范畴广博，在内容和逻辑上却有着连贯性。其本质是在“中心”与“边缘”概念分析的视角下进行社会性探索，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变异与整合等复杂现象提供了思路。

“社会”，既迷人又困扰人

圣奥古斯丁曾说过，“时间”是一个众所周知却难以说清的存在：“如果没有人问我，我还知道时间是什么；若是要我向人解释它，我就不知道了。”把这番话借用在“社会”上，无疑也同样成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就算是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乃至自视脱离社会的僧侣、隐士，其实也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人类天然就是一种社会动物；但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不仅是大杂烩，还在不断蔓延、发展、变动，要说清楚它在整体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极其复杂，内部既有秩序又有矛盾，因而从某一个视角来看成立的结论，换个视角都不难找到反例。这难免会让人产生无从着手的困惑，同时还意味着，在考察这个庞杂整体时，应当避免断言。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从“中心与边缘”这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出发来把握它，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是在不断变动中，不存在理论中的绝对状态：“没有也永不会有什么达成全面共识的人类社会，也从未有过彻底解体，再无任何联系以结合其众多个体成员的社会。”这正是社会本身既迷人又困扰人的地方。

必须指出的是，他所说的“中心与边缘”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模型，相反，在这背后暗含着不断进行的交流、冲突与互动这类社会过程。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提出一个著名问题：“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他推断，一个大型社会形成于人际互动的倍增。

对希尔斯来说，这个答案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不管互动多么重要，社会不单是靠互动塑造出来的”，互动的增加仅是量变，但在社会复杂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质变：不同的社会组织将成为社会各部分沟通的媒介或网络节点，使人们无须直接互动即可建立联系，产生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意识。就此而言，“中心与边缘”着眼的是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这就像如果不清楚一头巨兽的骨骼内脏的解剖结构，就难以明了它在整体上的形态和行为如何是可能的。

由此出发，他势必会关心社会中的不同“生态位”是怎样在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发挥自己作用的。他关心的不是个体，而是结构和功能，用他自己的话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对我无比宝贵，因为它向我明晰地描绘了，假如没有情感的、情欲的和原生的纽带，没有对合法性的信念，人的聚合体会像什么样子。”也就是说，“社会”不是一盘散沙的个体聚在一起，而是有机的、结构化的社会组织的聚合体。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组织和个人是怎么在其中认知自己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进而相应地自觉采取行动的？

在他看来，这就涉及他们如何体验超越自我的某个实体（无论是学校、公司还是国家），了解自己的行为规范。不同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整合措施，但必定会有整合，而这些措施的不同，往往就取决于中心与边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中心，是支配着社会的符号、价值观和信念秩序的中心。

大规模流动消解“中心”

在此，他有一句意味深远的话：“中心价值系统的存在从根本上依赖于一种人类需要：人们想被吸收到超越并超升其具体的个体存在的某物之中。”这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为真切，因为“中国”这个国名，最初就是指一个围绕“天地之中”建立的社会秩序。正是中枢所具有的向心力，使整个社会得以整合成一个同心圆结构，而与中心的距离远近就构成权力与等级。这样的一个中心，很自然地具有神圣性，因为越接近中心就仿佛越接近社会力量的本源。

这符合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名论断：神就是社会的自我神化，通过一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它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如果说是这样，那或许可以说，神就存在于中心，它是中心的道成肉身。

这一社会秩序的原则，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以往那种相对稳固的中心与边缘关系，至此摇摇欲坠，因为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物质、人口和思想的大规模流动；交通、通信和传播的技术变革，使得以往处于边缘的大众也被卷入进来，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介入对中心价值系统的普遍参与，无论是通过教育、媒体还是投票。值得补充的是，这不仅取决于人们的主动认同，甚至还有可能是政治中心的强力驱使与推动。因为，虽然现代社会也像以往一样，难免有人疏离、敌视和反抗中心秩序，但留给他们自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更为痛苦的一点是：现代社会的整合，往往意味着要解除对原生的个人纽带的紧密联系，转向更抽象、更具超越性的中心体系。就像离开家乡打工的农民工，势必逐渐与家乡、家族变得淡漠，而对自己新的身份更为敏感———在19世纪俄国的人口普查中，很多乡民从未离开故乡，当被问到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莫名其妙，只能说自己是“本地人”，而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人”。这也就是所谓“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问题：一个社会不仅有许多不同的中心，这些中心还有大有小，至于这些大中心是以小中心为代价实现强力整合，还是在保留后者一定空间的基础上有机整合，这往往就决定了无数人的命运。

当然，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另一大悲剧是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对原生纽带的恋慕非但没有弱化，反倒在冲突中被激发到一种活跃、好斗的猜忌状态，就像南斯拉夫的悲剧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不能用公民权利的认同来消解这种潜伏的、能动的原生认同，那这个社会将一直是个火药桶。

有时“非主流”才是“主流”

棘手的是，现代化本身就要求一个社会兼顾一种两难处境：它既要有能力推动变革，同时又得保持稳定，而变革的过程本身就会带来不稳定；与此同时，原有中心价值的祛魅会造成社会失范，使人们行事失去准则，但这却又很可能带来创造力，因为“刺激失范的境况也释放出创造潜力”———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战国、魏晋、晚明、近代这些乱世倒是都成了难得的思想实验室，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个性的人才，因为既然“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哪怕原先不被人所容许，此时却都可以提出来，反正情况也不可能更坏了。

不过中国历来的怪圈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现代社会的要诀正是兼顾有序与活力，这意味着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必须改变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更多地依靠自发秩序，而不仅仅依靠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形之手”去计划与协调。

显而易见，在论述这些的时候，希尔斯心中的主要原型是西方社会；但别处的社会未必都是如此。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发现，巴厘岛的古典政体是一种“剧场国家”，在那里，中心权力的展示最终走向排场和庆典，仪式给任何渴求接近中心的人设下种种障碍，结果越是靠近象征中心，越是远离实际控制权力的机制。

至于东南亚高地那些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也有秩序，但却未必是“中心与边缘”的秩序。当然，另一个问题是他这项研究极为宏大（现在已很少有哪个学者做这样的尝试），其描述与分析有着明显的共时性倾向，但很少谈到社会变迁中的现象：中心也可能被边缘化，边缘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甚至在现代艺术这样的领域中，有时“非主流”才是“主流”。

没有造物主的自然秩序

在本书中不时可见的一点，便是希尔斯将“社会”本身看作是一个自发形成的结构与秩序，它无始无终，自在自为，不为外力所左右，甚至可说这就像是一个没有造物主的自然秩序。很自然地，这体现出他的态度在总体上是保守倾向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它既不会彻底解体，但也永远不可能像很多乌托邦那样理想，实际上，他已经含蓄地表明“彻底的个人自由与彻底绝迹的冲突两相结合”的新社会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雄心。

某种程度上，他当然是对的，也相当有预见性———考虑到原著出版于1974年，此时他还没有目睹20世纪许多乌托邦实验的大规模失败。不过，从另一面也可以说，他低估了那些试图改造社会的现代力量。他认为国家只是最大的政治体，但要“构想‘社会’并清晰地界定它，难度更大一些”，因而在他潜意识里只是把国家作为社会秩序中涌现的必然产物之一而已，本身也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并被社会组织所俘获与渗透。

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直到1985年斯考切波等学者的《找回国家》一书问世，才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学思路，认为这些不同流派本质上都是以社会为中心来探讨政治权力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与能力，这才提出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的新研究范式。如果将国家作为一个形塑社会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独立变量，那么就得承认它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在现代社会是越来越重要了。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视角在于：他明显着眼于社会的结构，但后现代理论却更看重结构板块之间的交流、互动与缠结。这就像以往的历史著作常常不自觉地以国别为单位，但近些年来蔚为壮观的全球史却转而强调流动性，关注那些跨越国界的关联。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心与边缘”本身变得模糊了，甚至很可能会被认为这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中心”本身也经受了比以往强烈得多的批判：如今，它虽然仍可能是一个神圣化的中枢，却也可能成为新一代的反抗矛头所指向的对象。

“万物分离，中心不存”

 叶芝曾在诗中悲叹，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万物分离，中心不存”。如果说在以往的时代中，去中心化通常意味着解体与崩溃，那么现在却未必如此：现代性赞美混杂多元，热衷谈论“去中心化”、“扁平化/分布式管理”，出现了区块链这样的发明。在信息时代，网络世界是个去中心化的节点组成的世界，流动就是一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再无“边缘与中心”，只是情形变得空前复杂：美国被公认为近些年单极世界的中心，但它却历来有一个分权化的国家结构，以至于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在解释自己何以在美国那么受欢迎时开玩笑说“解构就是美国”，那几乎可说是一种美国思想。

《帝国》一书中点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模式：“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听取希尔斯的告诫：“在信念领域，自我作古式的新颖绝无可能。”新观念有可能只是改头换面的旧思想，我们也还是可以从同样的问题出发来思考：“社会如何是可能的？”只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或许需要稍稍将目光更多聚焦在中心与边缘、中心与中心、边缘与边缘之间的那些存在：网络、流动、渗透、缠结，依靠着这些力量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我们被连接成一个地球村。

《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集》

[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

甘会斌、余昕 译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