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岭村位于京西六环外的阳台山脚下。村路两旁，依稀可见几处规模巨大的围墙，和山村砖石结构的民房格格不入。这些两人高的围墙由巨石垒砌而成，动辄纵横上百米，可以想见其当年的不凡。然而围墙内的建筑早已不见踪影。不少史地民俗学者和爱好者曾猜测，它们或是明代皇亲的墓墙。

更让人称奇的是，一处长方形围墙坐西朝东，四周地面平整，显然是削山开地而成，工程量浩大。随着这处围墙北一块刻有“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大善法王墓志铭”字样的石碑出土，这片兴盛于明正德年间的藏传佛教寺院遗址的秘密逐渐揭开。10月中旬，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将这处“大护国保安寺遗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公示。

围绕这处遗址，众多尘封的往事陆续浮现，诸多谜题也等待后续论证。比如，该寺的一位住持曾数月内“连升四级”被封法王，但寺里出产的唐卡却纹着另一位法王之名；寺院毁于一场不知何时出现的大火，但被焚的原因说法不一……

填埋垃圾前的大护国保安寺遗址。张文大摄

意外发现

阳台山和山脚下的管家岭自然村同属北安河村，南接鹫峰森林公园，北临凤凰岭，作为妙峰山古香道而闻名。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妙峰山庙会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庙会，香道沿途遍布大觉寺、金山寺、茶棚、石刻等宗教、民俗文化景观。

这处遗址的发现者是今年75岁的民间学者张文大，他在寻访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代表作之一《远征》的创作地时，意外地揭开了这片遗迹的身份之谜。圣-琼·佩斯是196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上世纪早期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工作，热爱旅行和写作，很多次坐着驴车从皇城根下到京西山区采风，并写下长诗《远征》，描绘了妙峰山庙会等京西的风土人情。

张文大身材瘦小却步伐矫健，和记者一路登山寻访途中，丝毫不给人“高龄”之感，这是他30年来的登山爱好所致。退休前，他在学校负责电教，每逢周末就和“山友”一起登山。

他的史地研究始自90年代一次爬香山的经历。因为在书中看到香山有梅兰芳石刻的记载，他就去香山按图索骥，果然发现了梅兰芳先生所书的“梅”字石刻。发现梅兰芳石刻后，他又开始好奇：香山上有多少历史名人的刻字？一次次寻访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史地研究生涯。

说起发现大护国保安寺遗址的经历，不得不提到相距不远的另一处遗址——圣-琼·佩斯的创作地。2005年，因为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的张文大就在附近的南安河村长大，北京史地民俗学会请他帮忙，寻找圣-琼·佩斯《远征》的创作地。张文大由此隔三岔五地来管家岭村寻访。2013年，他来到管家岭村一位熟识的村民院子里，意外看到树下两块极为规整的正方形石碑。仔细询问得知，这两块石碑是大墙圈北一处人家要种桃树，整地过程中挖出来的。一块篆文刻着“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字样，另一块则用楷体字刻着墓志铭铭文。

“敕建”二字说明其皇家寺院的身份，在此圆寂的大善法王又是何许人也？根据墓志铭记载，此人名叫星吉班丹，是藏传佛教僧人，明正德年间住持敕建大护国保安寺，正德十年圆寂后葬于此。此外，墓志铭还记载了大善法王“连升四级”的经过：正德改元升禅师，本年六月内复升国师，七月内升佛子，特命住持敕建大护国保安寺，九月内升法王，赐蟒衣锦襕禅衣、法王冠、棕轿、仪仗等项。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职博士后李帅告诉记者，“法王”的称呼来自明代中央政府对藏僧的册封，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喇嘛等各等级，法王是最高等级。虽然藏区民间也尊称得道高僧为法王，但西藏地区正式被册封的只有三大法王。不过，在京城居住的藏僧法王受封人数则不受限制，“含金量”较低，明代至少有十几位在京居住的藏僧被封法王。深受圣眷的僧人短时间内连升几级，出现这样的案例并不奇怪。

刻着“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字样的石碑。张文大摄

传说与考证

寺院身份确定，却仍有诸多疑团待解，比如其具体规模。

记者来到大护国保安寺遗址看到，这里地势平整，村舍比邻，农田、采摘园错落，周围群山环抱。寺院有两层3米高的围墙，如今只留下南、北、西三面，墙内已成为耕地。遗址东侧，破碎的绿色琉璃瓦片随处散落。两层围墙间距7米左右，东西总长约230米、南北宽约90米。但在管家岭村村民的记忆中，寺院的遗址规模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前，村民潘永利曾在围墙内的耕地干过农活。他告诉记者，如今的两层围墙之外，曾经还有南北宽近200米、东西长约400米的第三层围墙。厚实的塔基、笔直的主道以及两侧僧房的遗址，后来土地承包给各家村民，遗址被改造得消失不见。他给记者画了一张遗址的印象图，如果老人记忆不错，这座大护国保安寺的占地规模应该数倍于北京西山大觉寺。

在卫星图上，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的张子航指给记者：现存的围墙东约百米，本应错落的几处民房东墙和西墙连成了一条不寻常的南北向直线。这或许和第三层东侧围墙有关。“有两圈围墙和有三圈围墙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张子航解释，如果只有两圈围墙，就只能认为它有宗教朝拜功能；但如果是三层围墙，有跨院，说明它一定有附属建筑，比如僧舍、厂房。“没有建筑基址、有大石基的院子，有可能是塔院。这些都为学者研究寺院的形制、功能等方面进行了信息补充。此外还有科学性价值，比如怎么解决排水，参拜、居住、生产区域如何划分等问题。”

寺院建于何时未见文献记载。按墓志铭记载，正德元年星吉班丹住持该寺，此时寺已建成。张文大分析，从寺院的浩大工程估算，至少三五年方能建成。但正德前的弘治年间，对佛教管理严格，不可能做诏建寺塔之事，它可能与明成化年间罢修的西山塔院有关。

在卫星图上，现存的围墙东约百米，本应错落的几处民房东墙和西墙连成了一条不寻常的南北向直线。

何时何故被毁

寺院何时、何故被毁同样存疑。传说中，这所寺院的毁灭来自附近村民自发点起的一场大火。今年71岁的村民老徐住在遗址旁边，1946年，墙内的土地在土改中被分给老徐家。老徐告诉记者，当年耕种前的整地过程中，就在地表下几十公分发现了大量的红色烧过的渣土，以及数十根炭条，可能是火灾前屋顶的横梁。如果对遗址主动考古发掘，或可用化学方法测定寺庙被焚毁的年代。

张文大告诉记者，这座寺庙旧时承担生产功能，不少刺绣唐卡绣有“大护国保安寺”字样。《日下旧闻考》也有记载：正德八年四月，令大兴、宛平二县拨佃户二十于护国保安寺以供洒扫。寺庙被焚毁或与嘉靖有关，对这位热衷修道的皇帝，史书上多有其拆毁佛寺的记载。

拍卖网站上展示的“明正德 阎魔天王唐卡”。

唐卡绣字之谜

大护国保安寺出产的唐卡如今尚存于世。

西藏布达拉宫藏明代正德年间刺绣唐卡“静息观音像”“普贤菩萨像”，像下绣“大明正德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大护国保安寺兼秘密掌教西方坛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发心绣施”。2007年香港拍卖品“明正德 阎魔天王唐卡”下绣“大明正德甲戌（九）年甲戌月吉日大护国保安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造”。出土墓志铭记载的住持是“大善法王星吉班丹”，圆寂于正德十年，正德九年唐卡绣字中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又是谁？

这个问题学界仍有争论，李帅认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就是明朝正德皇帝本人。《明武宗实录》记载，“大庆法王，盖上所自命也。”自封法王外，这位年幼继位、行事荒诞的皇帝还“好习番语，常服其服，诵习其经，演法内厂”，以至藏僧“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权幸杂处，气焰灼然。”

据推测，正德皇帝不会长期居住于此，寺院可能只是名号的归属。寺院实际的管理者可能是大善法王，但寺院的一切都是为皇帝大庆法王服务的。因为只有皇帝才能将唐卡赐给西藏各地寺院，一般的法王没有资格向布达拉宫赏赐唐卡。

张文大走在被垃圾填平的两层围墙之间。

修缮与保护

这片明代皇家寺院遗址如今正被垃圾掩埋。

由于当地主要种植果树，村里采摘园的树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堆在路边，再统一由三轮摩托车运到寺院遗址，填埋在现存的南北西三面的两层围墙之间，U字型的围墙间隙已填平了三分之二。前些年张文大刚发现村里倾倒垃圾时，曾把情况反映到山村所在的苏家坨镇。镇里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曾来了解情况，发现这不是文物，没有权力制止。

大护国保安寺遗址的认定并不容易。张子航介绍，围绕这处文物的种种疑团给认定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文保中心组织三位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细心研究相关史料，实地探访后又进行了多次论证，遗址才得以公示。随该处遗址一同公示的还有七处不可移动文物。“如无意外，这将是海淀文旅局近几年来第一次一年之内认定这么多文物，工作量大同样给认定工作造成困难。”

文物认定成功后如何保护？张子航告诉记者，海淀文保中心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确定遗址范围，寻找最外围墙体位置。目前最外侧墙体仅发现南侧一小段，北侧最外层墙体遗址所在何处有待论证。另外，如果用最外侧的围墙作为遗址范围，会牵扯进多家村民的民房，可能需要村里进行腾退，这个问题不在文物认定的过程中。因此，寺院遗址范围用内侧墙体还是外侧墙体划定还未确定。

确定范围后，管理使用单位将逐步开展环境整治，这包括清理墙体间堆放的垃圾以及清理寺院内部渣土、违建等地上物。环境整治后，按照目前对待遗址的主流观点“最小干预原则”，这片寺院遗址未来复建可能不大，更有可能被建成遗址公园。

张子航提到，这处大护国保安寺遗址是近年来文物认定中规模最大的，而在封建规制中，规模往往同重要性和价值正相关。此外，这处遗址空间的划分迥异于周边其它寺院：不像大多寺院一条线式的布局，这处遗址以一个主体院落为中心，四面布局。据推测，两层院墙中间有可能是转经的道路，这样的布局方式可能受藏传佛教和内地文化共同影响。

“我们正在组织第二次现场勘探，还有很多疑问等待我们继续讨论。”张子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