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回顾与展望：上海史研究七十年”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2019）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市历史学会承办。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章清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随着熊月之教授主持的《上海通史》（新修）即将全部出齐，上海史研究已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上海史学界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范式、提出的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可利用的新资料等，进行反思并做出积极的回应。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在致辞中表示，自1986年唐培吉教授主持的上海学研究所成立以来，上海大学的上海史研究虽短暂中断过，但历经李伦新先生、忻平教授等学者接续不断的努力，如今已经建立起了老中青兼备的研究团队，在上海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档案馆、上海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就上海史研究的范式、方法、路径以及史料开发、运用等方面展开研讨。

70年上海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此次会议上，多位学者就各自的上海史专题研究展开探讨。这些研究涵盖城市治理、社会、文化、人物等诸多方面，体现出上海史学界努力从新视角和新方法深化和拓展上海史研究的努力。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认为，这些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史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如对近代上海制度环境的研究就不够充分。他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品格、上海人的责任意识和契约精神，都与现代化制度熏陶有直接关系。而近代上海的制度起源于西方，因此从这一角度研究上海，也是研究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以《善于捕捉重大历史事件——以上海南市安全区史迹为例》为题作了交流，他介绍了上海史中知名度不高但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饶家驹及其创立的上海南市安全区，阐述了上海南市安全区的历史价值、饶家驹与南市安全区的历史、目前为止饶家驹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研究员围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黄浦江水系污染问题，介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黄浦江污染情况及其成因，又从“国家管理”的“在位”与“缺位”、治污方法的“正面”与“反面”等角度，回顾了黄浦江的污染治理史。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多年来从事上海小三线研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介绍了他的团队目前关于小三线研究的最新成果，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上海在安徽八十家小三线企业的分布图。他认为小三线建设研究不但对上海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可以为中国当代史开辟新路径。

同济大学唐培吉教授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就上海抗日战争的定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上海的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抗战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值得上海史研究者全面系统、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二是从狭义上说，上海抗日战争是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可是从广义上讲，上海抗战是指14 年的上海军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三是关于上海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在政治上，它是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在军事上，它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阵地；在经济上，它是抗日战争特殊的后勤基地；在文化上，它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在对外关系上，它是联系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纽带。四是关于上海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与其发展规律。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过程是反复曲折的，但不是机械的重复或简单的循环，而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上海人民觉醒了，开始团结起来，人民的力量逐渐壮大。最后，上海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日战争在十四年中一直坚持斗争，上海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与斯大林格勒一样上海是一座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城市。

上海档案馆邢建榕副馆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美术界的转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上海史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研究很欠缺，但海派文化不能缺少美术的研究。他从政治转型、创作转型、创作内容或者题材选择以及创作态度等四方面介绍了上海美术界许多画家的转型。上海大学廖大伟教授以《西洋音乐会与慈善义演》为题，从近代上海西洋音乐义演的出现、发展、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及其对难民的救助活动等方面，展现近代上海的开放、包容，并深入分析促成西洋音乐义演在近代上海兴起的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葛涛研究员以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外务省在上海设立的广播宣传机构——大东放送局为例，透过其具体的宣传内容，如宣扬日军战绩、所谓“和平运动”声势、鼓吹反共、渲染重庆方面的困境及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等，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如何利用电波进行宣传，将法西斯主义渗透入国民的精神之中的历史事实。

上海史研究的范式、方法与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以上海史研究范式转换为题，将上海史置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视域中，提出上海史研究范式经历了“地区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再到“本土现代性”范式三个阶段。其中熊月之研究员领军的上海城市史研究就是“本土现代性”范式的成果体现。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与社会”范式对上海史研究有所影响，学界开始从国家代表的“公权力”和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市民群体这样的角度展开上海史研究。南京大学胡成教授就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倡的“中国话语”及其在上海史研究当中的运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建构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有其正当性，但前提应是促进中国学界和国际学界的有效对话。

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以《城市与乡村——上海史研究新视野》为题作交流发言，他认为从上海周边乡村的视角拓展上海史研究非常必要。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一定和城市与乡村的紧密互动有关。以朱家角为例，朱家角作为江南明清重要的镇，进入近代后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与上海有什么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那时许多轮船公司都开辟了上海到朱家角直达的航线，许多近代名人出生在这个小镇，民国年间，朱家角有地方小报二十多种，这些报纸如今都是从事地方研究很好的资料来源。当地人写当地事，乡村慢慢融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家族、村落的命运、民俗习惯、外地移民生活等，都是非常好的上海近郊村落的乡土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秀莉研究员对上海金融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她认为1980年代之前，上海金融史的研究主要工作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90年代开始，上海金融史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同业组织、行业研究、机构研究、人物研究等专题研究大量涌现，并且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关于未来上海金融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她认为金融史到了一个转型的重要时期，金融与实业、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研究方法上，应该引入大数据和新的分析工具，同时海外的资料也需要进一步发掘。

上海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是史学研究推进的重要基础，上海史研究也是一样。与会学者注意到包括外语文献在内的各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推进上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院宋钻友研究员在发言中介绍了他正在整理的一部上海史文献——《毛履亨日记》。毛履亨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港务局的一名员工，他坚持几十年写日记。这部日记事无巨细，详细记载其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各种上海历史掌故，内容十分丰富。毛履亨去世后，将这部日记捐出，供研究者开发利用。这部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上海港史、上海史研究和共和国史研究都具有独特价值，值得学界期待。上海社会科学院牟振宇副研究员在发言中介绍了法国学者的上海史研究成果及上海史法文文献的收藏情况和利用价值。上海大学王敏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国内外尚未开发的英文文献的情况及这些文献的开发价值及收藏情况。章清教授、陶飞亚教授、戴鞍钢教授和廖大伟教授分别主持各场研讨，并发表了精彩的评论。与会学者还就未来上海史研究深化与拓展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