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因为发现人体感知氧气机制，威廉·凯林、彼得·拉特克利夫、格雷格·塞门扎，获得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消息传来时，这一重大发现的相关临床应用研究已在中国落地，全球首个低氧诱导因子治疗肾性贫血药物去年在上海率先上市。

这一自主研发新药罗沙司他，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楠团队牵头，进行了历时8年的大规模全国临床研究。这一转化医学典范，正是以三位科学家的原创发现为基础。这一次，受益的是肾性贫血患者。未来，与机体低氧状态有关的肿瘤、心肌梗死、中风、外周血管疾病等，或将因这一发现找到潜在治疗靶点。

这正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影响力所在，犹如扔在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定能激起阵阵涟漪。

诺奖时刻，原始创新方是初心。

陈楠和诺奖得主威廉·凯林（左）合影

“卡脖子”问题，其实就是原始创新供给不足

“我们说的‘卡脖子’问题，其实就是原始创新供给不足。”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院士认为，如果一个高新技术的源头不在自己这里，就要等别人的专利失效才可以使用，一般技术专利保护时间是20年。这就意味着，谁的思想、概念、方法发明了高新技术，谁就提早20年掌握主动权。而原创的思想、概念和方法，需要从长期的基础研究中来。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现在仅有1千亿人民币左右，约占研发（R&D）投入的5%，相比发达国家将近20%的投入比例，还很不够，需要加大投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冯·希佩尔在《创新之源》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由“首次”创新和“源头”创新决定。随着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效率的迅速提升，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发显著。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雪莹博士介绍，日本科学家获得1994年诺贝尔奖的蓝光LED原始发明，使得日本显示面板行业保持了10年的全球领先地位。我国在量子保密通信方面取得的重大原创性突破，也使我国得以在第一个量子通信密码国际标准制订中发挥主导作用。

近年来，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版图中迅速崛起。北京2016年首次超越了纽约，成为全球年度原始创新综合贡献最高的城市；上海2017年超越了巴黎，排名全球城市第6位。

但在开创和引领科技创新全球热点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自然》杂志每年发布的年度十大科技人物和《科学》杂志每年发布的年度十大科技进展，体现了当年全球科技界最具影响的原创成就。2012-2018年间，旧金山、波士顿入选两大榜单数量均超过十项，而北京、上海分别只有3项和2项入选。

王雪莹认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策源力和产业创新主导力，需要把强化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提升到创新发展的核心战略层面。要提高对于前沿创新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的准备度和忍耐力，加强科技创新“长线投资”的意识，培育形成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基础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专长。

19个诺奖的背后，是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深耕

提到诺奖，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我们的邻国日本。由于发展了锂电池技术，日本科学家吉野彰与美英两位科学家分享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有意思的是，每年一到诺奖颁发时，日本各大报纸都会辟出专栏对“日本的有力候选人”进行预测，吉野彰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样的“预测”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发生，这也从一个细节反映了我们与日本在原始创新上的差距。

1995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2001年，日本在第二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前50 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这一目标曾经招来了议论和怀疑，但进入21世纪后，包括吉野彰在内，获诺奖的日本科学家已有19人，这让许多人觉得日本当初的目标并非天方夜谭。

这19个诺奖的背后，是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多年的深耕。早在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就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到了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已经达到2.62万亿日元，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其中，基础研究在日本科研经费中的占比常年维持在15%左右。

日本经济大学教授高桥文行告诉记者，日本科研人员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可以个人自由申请，研究课题不需要所属行政部门审批，而是由专家审查，审查结果也会在网上公开。在申请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经费，也很少受考核、评价等干扰，不用担心在短时间内没有成果产出而被取消经费。

“现在的中国正是孕育产生诺奖的时代”

很多人可能会问，中国何时才能再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项？其实，答案并不重要。当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原创成果，也就水到渠成了。

 今年2月揭晓了“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和“创建出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两项成果出自上海科学家团队，并以高票位列前两名。

去年7月，中国本土研制的抗阿尔茨海默病原创新药GV-971临床3期成功揭盲。研究结果显示，经过36周口服治疗，GV-971能明显改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有望成为全球首个糖类多靶点抗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从而结束这一疾病16年无新药上市的历史。今年9月，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课题组联合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等科研团队在线发表论文，揭示了GV-971的作用机理。这一研究不仅证实了对于肠道菌群紊乱与阿尔茨海默病关联性研究的假说，而且首次提供了阿尔茨海默病肠道菌群失调诱导大脑神经炎症的具体分子机制。

“现在的中国正是孕育产生诺奖的时代，只不过要在二三十年后才会显现。”曾在日本工作了26年的中科院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林告诉记者，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获得的诺奖多是那个时候孕育产生的。中国现在是生产大国，技术发展很快，会聚拢很多的人才，科学发现也会涌现出来。但由于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最缺乏科学的土壤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要出现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和理论，还需持久的努力。

被誉为“中国通”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首席研究员冲村宪树曾经说过，中国有庞大的基础人才做后盾，10 年、 20 年后肯定能带动科技力量不断增强。他同时建议，中国在促进基础研究和实现真正的突破性创新方面更需要开放和自由探索，因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需要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