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是欧洲的传统休假季。一进入夏天，欧洲的各大机场就跟中国春运的情景差不多,挤满了游客。人们举家出游，飞往海岛、海滨城市的阳光沙滩，欢度带薪年假。相应地，留给欧洲的就是议会休会，政府“歇业”，商铺关门，甚至一些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例如医院等都人去楼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社会都处于“停摆/半停摆”状态，这种“寂静无声”的夏天，可谓一道奇异的人文景观。

曾经一周七天，每天工作12小时

欧洲当然不是一直都这么悠闲。直到20世纪初叶，大部分欧洲工人都要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常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1911年，英国的工会组织开始争取八小时工作制。1936年，法国和比利时通过了带薪休假制度。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的“休假权益”不断高涨。目前，欧盟国家的劳动者，每年可以享受20—35天（不含双休日）带薪年假。再加上国庆节、劳动节、耶稣升天节、圣母诞生节、停战纪念日等等名目繁多的节日，以及雷打不动的双休日，欧洲有些国家，比如法国和比利时，一年竟然高达150天假期，相当于接近一半时间不用上班。

在全球带薪假期最多的八个国家中，前七位都在欧洲。如此高福利当然让人艳羡，也成为一些域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然而，过犹不及。站在流水线旁边，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那种“机器吃人”的情况当然要改变，但如果人们一半的时间都在休假，另一半时间即使上班也“绝不加班”，甚至上班时候还磨洋工，那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天下没有免费的馅饼。过度福利的休假制度消蚀着人们的斗志，普遍养成一种慵懒散漫的性格。它不但削弱当下的经济竞争力，还有可能使社会付出“失去未来”的代价。

事实上，经济低迷、增长乏力、债务沉重、社会气氛暮气沉沉，长期困扰着一些欧洲国家。其典型者如“南欧病”，更被人直言不讳地归因于一个字——懒。

“年轻人失去意志力量，就会失去未来”

对于当下“慵懒文化”最有感触的，可能是上了年纪的欧洲人。65岁的汉斯是一位德国的卫生专家，他就对“慵懒的欧洲”忧心忡忡。

“你对德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我。

“勤奋，严谨，精益求精，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精密工艺。”我回答。

汉斯笑了。“也许以前确实是这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德国人都是工作狂。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了。有些年轻人甚至不愿意工作。”汉斯是个“知华派”，三十多年前就去过丽江、西双版纳等中国边远城市，后来多次前往中国游历、讲学。谈到中国的发展，汉斯使用了“爆炸”这个单词。“我最近前往青岛的一所大学演讲。中国很多大学都非常棒，学生非常聪明，思维活跃。中国在新能源、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做得很好。反过来看，德国‘老’了，不但人们的年龄在老去，人们的精神也在老去，害怕变革了。”

汉斯最担心的，是慵懒性格对于年轻人意志的消蚀。“每年夏天休假，我都喜欢骑自行车在莱茵河谷兜一圈。”汉斯所称的莱茵河谷传统骑行线路起自德国宾根市，止至德国科布伦茨市，一圈下来有一百多公里。盛夏的莱茵河谷日照强烈、酷暑难当，对于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来说，骑行一圈并非易事。但他把这种挑战视为一种精神洗礼。“这是一种意志力的锻炼。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意志的力量，就会失去未来。”

还有人嫌假期太多了。50岁的弗兰克是一所德国中学的德语和英语教师，休假期间来到比利时列日市小住数日。“我每年有3个月假期。别人觉得很羡慕，但我觉得太多了。我愿意把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弗兰克也多次前往中国旅游。“我读中学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我的老师属于第一批前往中国旅游的西方人。我们看了他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觉得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1995年，弗兰克第一次前往中国旅游。在距离北京几十公里的农村，他被一群农民围观。“有人伸出手来摸摸我的头。也许他们很少见到老外。”然而，二十多年之后，中国人早已见多识广。“在过去四十年间，德国和欧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化还是无法与中国相比。”他也对欧洲的前途感到担忧。“现在欧洲在走下坡路。如果人们一直都在休假，欧洲社会将失去优势。”

“我们更注重健康和兴趣爱好”

那么，被批评“慵懒”的年轻人又是怎样看的呢？27岁的比利时青年米歇尔对工作一向不太上心，自言“每天晚上上床时，想到明天早上要上班就开始怨恨。”在大学期间，他曾经两度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当交换生。出于对中餐的热爱，他一直使用中文网名“我喜欢吃宫保鸡丁”。对于中国人勤奋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他觉得“像魔法一样”。每次去上海，城市面貌都不一样，“上海变化太快了！”

布鲁塞尔Roodebeek地铁站前修一条三公里长的马路，花了五年多时间才竣工通车。一位中国媒体同行半带调侃地说：“比利时的修路工人出太阳不干活，刮大风不干活，下雨不干活，温度太高太低都不干活，罢工不干活，哪天心情不高兴了也不干活。”我说：“这条马路在上海一个月就能修好。”米歇尔表示他“完全同意”，但他认为这种差异未必不好。“中国年轻人聚焦于工作，我们更注重健康和兴趣爱好。”对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效率、竞争力，这些大家都关注的领域不应该是政府的优先关切。政府要关注那些被人忽视的方面，比如国民健康、社会和国家安全，以及降低失业率。”至于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他认为首要的也不是人们休假太多，而是“比利时工人的生活成本远高于中国，企业税率和个人所得税都属于全球最高水平”。

安排多少假期才算合适？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996”，还是“工作休假对半开”，都属于走到了不健康的极端。“累到极点”和“闲到极点”的双方，也许都应该从对方身上借鉴一点什么。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