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形势的一个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时代特征。什么是“百年大变局”？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日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蕴岭研究员在上海研究院“智库大讲堂”上就此发表了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8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讲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会议上都提到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百年大变局。什么是“百年大变局”？为什么要提“百年大变局”？怎么变，变到哪里去？今天，我就跟大家谈谈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什么是“百年大变局”？

“百年大变局”是一个大的命题，涉及的问题很宏大，需要认真研究与思考。一是百年，是指一个长时期的跨度，不是几年，也不是几十年；二是大变局，不是小规模、局部的改变，而是指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变化，大变局，涉及大格局、秩序和体系。

谈到百年大变局，涉及到几个关键词：

——大国崛起，是指新的大国崛起，改变大国力量的对比，力量对比的转变往往会引起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对抗，甚至是战争。

——国际体系，是指基于世界建立的国际间关系、国际秩序、国际组织，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体系的变化会影响到诸多因素，是变局的重要内容。

——全球治理，是指基于应对全球问题发展起来的合作性机制，安全的治理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经济的治理原来是G7，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是G20，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展范式，是指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传统的发展范式是西方工业化创建的，延续至今，由于面临危机，需要向新发展范式转变。

——文明冲突，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矛盾，导致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甚至是集团之间以不同文明为背景的争斗。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来的，原意是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冲突终结，未来冲突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教和穆斯林文明之间产生。

——财富分配，是指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走向两极化，极度不合理，引起社会运动，要求改变和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也是推动构建不同于现行国际秩序的和平安全、合作发展的新秩序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百年大变局涉及诸多内容，以上这些关键词实际上是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需关注的大课题。

应该说，“百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指着眼于长远看问题。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变”，大变局涉及到本质、结构、影响的转变。百年大变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地位、影响力。

认识和分析大变局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定位，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两个百年作为时间坐标，把世界与中国放在这个大的时间序列里分析。

上个百年发生了什么？

从世界格局来看，上个百年是世界发生巨变的百年，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惊心动魄的百年。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掌握霸权，西方集团确立；再一个大变局就是发生了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苏联成为领衔大国，东方集团出现。二战后，联合国体系建立，但美苏发生对立，形成冷战。冷战对峙了几十年，以苏联解体、东方集团崩塌、美国成为一家独大的霸权而告终。

就世界发展而言，上个百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加。从有统计的经济总量来看，上个百年的增长超过以前所有的时间增量的总和。推动增长的主动力是组织管理制度改善与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主要的特征是生产管理更为科学，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还有全球化得到大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战略，加入到世界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生产、交换、资本的跨国化成为常态。不过，到上个百年后期，原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治理体系都显露出老化，有的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出现了“危机综合征”，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头了。

就社会变局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方走过发达阶段，进入后发达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完成。在人口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规模增大，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把全民纳入基本社保体系之中，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向更多国家扩散，几乎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不过，财富的集中化，或者说两极化加速，企业甚至个人的资产富可敌国，许多个人的财富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财富总量，需要社会改革。

从地区层面来看，欧洲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最后走向区域稳定，创建区域联合与治理制度，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大变局。亚洲的变化也引人注目，日本崛起后奉行侵略扩张，二战战败，战后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中国结束内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逐步实现联合，建立了东盟，探索出一条符合东南亚的区域治理方式（东盟方式），取得显著成效。不过，亚洲的政治与安全还处在分割状态，冷战结束并未完全终结分割，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结束战争状态。

从发展角度看，经济区域化凸显，形成三大经济中心，即北美、欧洲、东亚地区。美国经济二战后一家独大，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资本与技术扩散的中心；欧洲经历世界大战的毁坏，二战后经济实现复兴，建成了基于全面开放与区域治理的统一大市场；东亚以日本经济战后复兴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为动力，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形成北美—东亚链接的亚太大区域框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特别凸显的是，发展中国家全体崛起，成为几乎与发达国家总量相当的经济板块。如今，新的科技革命在发展，以智能化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并将会进一步改变世界，将会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

在上一个百年中，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个框架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大变化，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制度消亡，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

把上述这些变化串起来，我们会发现，变局是巨大的，变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不是一挥而就，变局自身也是不断进行调整的。

这一个百年又有哪些变化？

进入21世纪，从新的百年开始观察，依然是从“乱”开始。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恐怖主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警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给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扩展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二战后的经济治理体系失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体系面临调整。

本世纪前50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从历史来说，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总是要与战争相联系，需要我们研究的是如何避免发生战争悲剧，因为以现在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的存在，一旦大力量之间发生大战，那将是毁灭性的。

中国的崛起是最大的力量变局，此外还有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力量对比变化。自欧洲开启工业化以来，世界力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由此世界分为发达国家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曾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到今天发生变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根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可占到世界的65%以上。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含义。

如今，世界各国都加入了一个共处的国际体系，后起者并不要求推翻现存的体系、制度，但会推动其调整、改革。这样的调整与改革将是一个开放与渐进的过程，也是需要共同参与的，因此，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合作共赢成为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

过去，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往往是大国之间打一仗，现在一些人仍持有这种“战争决定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说“中美必有一战”。但是，世界的发展未必遵循旧有逻辑。未来很有可能的是，世界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主导霸占世界，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转变尽管会有矛盾、斗争，甚至是一定的对立，但做得好，很有可能会走出传统的对抗性“丛林法则”，走向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文明不一定非要冲突，有可能是文明和平竞争共处。

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国际关系的秩序与重构是肯定的，推动力在哪儿？过去历史就是大国争，最后一家胜，由其重构秩序。现在我们提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能不能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第二个问题，未来的秩序会终结大国主导的历史模式吗？人类能走出传统历史上的大国争斗和主导模式吗？世界在变化，一体化、互联互通、相互依赖是事实，也是大趋势，这对于国际秩序的转变将产生重要影响。

新世纪，发展范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客观来说，现行的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但是，这种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出现了各种问题，出现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物品为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物品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以物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难以为继，因此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需要新发展观，需要创建新的发展范式。但由于传统范式已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等都是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引导。因此，变局是会有阻力的，改变也是痛苦的、艰难的。特别是范式之变，不会马到成功，是渐进的、长时间的，是百年进程。

没有现成的或者设计好的新范式，新发展范式的建立也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是“创造性破坏”。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人本为核心价值的新理念。

百年大变局，对于未来而言，“未知数很多”，因此，被称之为“没有答案的世界”。但是，“没有答案”并不等于“无解”。研究百年大变局，就需要研究上述这些问题，要有预案，有超前性的认识，为未来做好准备、做努力。

百年大变局带来的两大挑战

大变局是大趋势，也是大挑战。最大课题是如何保证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我们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说，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纪。上个百年，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太大。在武器现代化，大量新技术用于提高军力，大规模杀伤武器普遍化，尤其是，大国拥有核武器，核武生产变得比较容易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是具有毁灭性的。因此，需要千方百计阻止大规模战争爆发。大国要改变思维和战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把重点放在共同推动世界和平规则与机制构建上。

发展的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发展问题的挑战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一是“后发展”问题，也称后工业化问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传统社会保障体制危机、政府债务升高、族群和地区发展差别增大、财富分配两极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势力涌起，需要改革，需要凝聚社会新共识；二是发展中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传统的赶超模式难以行得通，需要新方式；三是发展范式转变，由传统的工业化范式向可持续的新发展范式转变，人类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气候变化与传统发展范式相关，因此，需要让新发展理念生根，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动力。

面对大变局，中国怎么办？

百年大变局，中国既是变的主体，也是变的客体。对中国来说，百年大变局具有特殊的含义，即在结束百年衰落后，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中华复兴梦。按照设定的目标，到2050年，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世纪的前50年，将是确保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是世界大国，也是变局中的大变量，非同一般。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在百年变局中起引领作用。如果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综合力量将居世界之首。这个转变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目前，很多现象都与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关。美国最为紧张，担心中国超越、中国排挤、中国替代等，从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就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总统当政，就进一步增强对付中国的力度，发起贸易战、技术封锁，力图遏制中国的崛起。

十九大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个定位是非常高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就意味着中国崛起和传统的大国崛起不一样，不会通过战争来实现崛起；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这个贡献不光是指传统发展的贡献，要有新发展范式的贡献；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就是不破坏现行秩序的基础，维护其基本稳定，但也有一个维护怎样的国际秩序，如何推动改革的问题。

面对大变局，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关闭大门，也会坚持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以保证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但不是要另起炉灶，会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但不会唱独角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原则是大家共同参与，是共商、共建、共享，构建开放合作的大平台。

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作用需要坚持开放，不仅是经济开放，也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让人家能进来，让思想、文化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是两个大课题，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开创新世纪。

（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传】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前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作者照片由上海研究院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