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这是192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雨突然下了起来。那一刻，如果你站在邮政大楼的屋顶放眼眺望，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那些建筑都影影绰绰，唯独楼下的苏州河，有一座桥正镇定地跨越在激荡的河面上。

四川路桥，白银时代上海的又一座桥梁，由苏州河口算起，它是逆流而上的第三座桥。不过，在1924年，四川路桥两边的景色已经很难让人追忆起当年这里曾是一个叫“二坝郎”的渡口。

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这里一片荒野，或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审美意境。上海工部局拨银2000余两，在这里造起了一座宽为12英尺的木桥，木桥大名里摆渡桥，因为它的下游，有头摆渡桥，头摆渡桥之下还有韦尔斯大桥。苏州河短短的一小段，三座木桥依次排列，由此可以想见19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对沟通苏州河两岸的愿望有多么迫切、有多么焦灼。

木质的里摆渡桥到1921年一拆了之，一年后，一座三孔钢筋混凝土桥跨越苏州河两岸。因桥北堍正在建造上海邮政大楼，这桥也被叫作邮政局桥。到1943年，上海结束孤岛时期彻底沦陷，这座桥方才被正式定名四川路桥。

现在来说说四川路桥桥堍边的地标性建筑：上海邮政大楼。

大楼有上海建筑中少有的“雄伟”风格。这个“雄伟”，先是体现在整个大楼以扇形方式恢弘展开；也体现在那个高高的巴洛克塔楼上；最鲜明的体现是在通贯三层的科林斯柱子间，柱子富有节奏地一路排列而去，巨大柱身所展现的庄严和崇高，将古希腊文明强硬地安插在远东的土地上，让上海文化早在100年前便显示出多元性特征。

那座巴洛克钟楼位于四川北路与北苏州路的转角处。钟楼高13米，上面又有一个17米塔楼，两者相加为30米。塔楼上有两组雕像：其一是手拿火车头、轮船铁锚和通讯电缆的三人，寓意中国若要现代化必先发展交通和邮政；其二也是三人，中间为水星，左右两个为爱神，它们的寓意是邮政事业为人类沟通情感。

（大楼东侧的一组雕像，为分别手持火车头、船锚和通信电缆的人物，分别象征交通通信事业）

 

（大楼南侧的一组雕像则为希腊神话人物，中央的是被称为通信之神或者商神的赫尔墨斯，左右则为爱神厄洛斯和阿佛洛狄忒，代表邮政事业是连接人类感情的纽带）

两组意味独特的雕像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上世纪60年代，一场狂热的政治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邮政大楼自然也不能幸免。对“左派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巴洛克钟楼本已暧昧，更不要说钟楼基座上那六个集“封、资、修”大成的人物了，他们中哪个不充满了资产阶级的邪恶情趣？此时不砸，更待何时？

这个关节眼上，有个来自美术学校的学生，不知怎么得到钟楼上六个雕像即将被毁的信息，他在某个月黑风高夜晚，攀上钟楼，用石膏将这六个雕像全都翻了模子，并偷偷藏了起来。不久，六个“封、资、修”雕像果然全被毁灭，但没有人会想到，六个石膏模子正在上海某暗室秘而不宣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很久以后，它们果然重见天日。今天，当我们站在邮政大楼前抬头仰望那两组雕像，我们不应忘记那位美校学生，尽管，上海史没有确切地记下他的名字，这也算一种奇诡。

回到1924年。当你步入邮政大楼，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大厅里，大理石柜台向两边排开，柜台上的古铜色栅栏十分显眼，如此恢弘的设置，在当年的上海可以说绝无仅有。地上，是呈放射状花纹图案的马赛克，令人眼花缭乱。大厅中的根根柱子，虽然不似礼查饭店般绚烂，却有建筑设计师思金生先生的思想：端庄中蕴含着优雅。栅栏上的线条繁复，但通过线条的反复运用，让思金生的美学思想在建筑细节中得以体现。

（营业大厅）

 

（室内长廊）

 

（门厅旋转楼梯）

思金生在上海建筑史留下的名声尽管不及邬达克，也不及威尔逊，但他开设的建筑事务所，丝毫不亚于马海、马利逊和新瑞和等洋行。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幢大楼的缘起。

1896年3月20日，一生凄苦的光绪皇帝在议办邮政的奏折上作了朱批：“议依”。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邮政从此开始了它的历史。赫德，这个深受大清高层信任的男人，在写给伦敦的信中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经过30年的讨论和20年的试行，最后，在我任内，邮政将成事实”，他还说道，“谕旨已颁下，将扩充海关邮政部门，建立大清邮政局，请赫德任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请公布此讯”。

在1896年3月28日的《泰晤士报》上，有一篇《中国邮政改革》的报道，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那时，新邮票一时来不及发行，便用大清朝的红色印花税票加盖银元单位充作邮票应急。紧接着推出的蟠龙邮票，不仅说明现代邮政在中国的开始，也宣告了始于唐朝的中国传统邮政驿站制度彻底瓦解。

随着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邮政业务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彼时，上海正加快进入白银时代的步伐，各行业都显示出勃勃生气。就邮政而言，原先设在北京路的邮政局不敷使用，中国政府决意在上海兴建一座新的邮政大楼。明里是为不断勃兴的邮政事业，暗里则埋伏着民族主义高涨下的亢奋心理：邮政本是国家机器之一，岂容西方人在此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接着发生的事情颇为有趣：中国政府与两任上海邮务管理局邮务长在选址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任邮务长都是英国人，一个叫里奇，另外一个叫史密斯。矛盾焦点在新大楼究竟造在华界还是租界？由于两任邮务长坚决主张要将新大楼造在租界内，致使整个建造计划不得不一再搁置。

到了1920年，上海邮务管理局来了新主人，他叫希乐思。上任伊始，此君便积极主张建造邮政新大楼，但相比前任邮务长，他的强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执意要将邮政新大楼建于公共租界内，并提出两点不容易被中国政府驳倒的理由，其一，“公共租界”的地价相对便宜；其二，所选新址在四川路桥的桥堍下，与邮政总局租用的码头以及出入江苏、浙江的火车北站距离接近。最终，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采纳了希乐思的主张。

1922年2月，上海邮务管理局购得四川路桥北堍的9.727亩土地，又拆除石库门集美里，于同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两年后的11月，新大楼得以竣工。随后，上海邮务管理局由北京路迁入这幢大厦中。

而早在大楼诞生前的1911年年底，大清王朝灰飞烟灭的同时，上海邮务管理局以每辆60个大洋的价格向英国定购了100辆“兰令”脚踏车（即英国老牌自行车Raleigh。据传上海凤凰自行车的标志图案即模仿该品牌而来。编者注）。

现在，你可以如此想像：90年前，1924年的那些上海早晨，身着邮政制服的邮递员，先在新邮政大楼宽阔的中央大厅集合，随后将不同邮件一一放进自家自行车的网兜中，然后，迎着清晨凉风，跨上“兰令”骑向城市四方。在他们的网兜中，装着那个时代的问候与情感，也装着那个时代的欣喜与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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